□杨健民

20世纪80年代已经过去40年了。

有一段时间，常常看到有人撰文怀念80年代。那究竟是个什么年代呢？

现在的年轻人基本上不知道80年代，当时他们栖居在哪个角落呢？

虽然，那个年代离我们已经越来越远，但是那个年轻、纯粹、真诚，富有朝气，充溢理想主义的年代，想起来还真是痛快淋漓。

当时的造纸工人芒克、建筑工人北岛，在北京亮马河小院，用一台借来的油印机，三天三夜不休息，印出了一本诗刊。任性的顾城戴着帽子，眼神青涩地写下了《一代人》：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当时，在厦门某工厂焊灯泡的舒婷，读到了这首诗，情绪激动，不能自已，说是受到了八级地震。

后来，大学时代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读了舒婷的《致橡树》，情不自禁给我打了个电话：“这诗怎么写的？太特别了。”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到在县广播载波站工作的亲戚那里，弄了几个三极管、二极管等零件，找到父亲搁在老家的一本《怎样装矿石收音机》，按图索骥，组装了一台矿石收音机，让小伙伴们帮我在屋顶架设天线。一打开，一阵靡靡之音飘来。一听，是邓丽君。

20世纪80年代，到处是邓丽君，街上那些戴着蛤蟆镜、穿着喇叭裤的年轻人，手提的录音机里播放最多的，还是邓丽君。上海电视台一位女编导讲述，台里有一年轻人，每一次听到邓丽君那两句“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时，就泪如雨下。央视也以“十亿个掌声”为题，连播三期邓丽君特别节目。

1986年，我在位于北京香山半山腰的双清别墅参加全国茅盾学术研讨会。某个早晨到山下转悠，突然听到一阵高昂的歌剧男高音，就循声而去，却见不到人。后来才知道是帕瓦罗蒂来北京演出，但我无缘去观看。

那一年，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崔健的《一无所有》横空出世。嘶吼的摇滚演唱方式激越了整个体育场，那一句“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强烈释放出一代人的个性和心灵，狂野而酣畅。

1982年，央视开始筹拍《西游记》，单机拍摄，前后历经8年才拍完。当时六小龄童每集片酬只有70元。这版《西游记》，创造了累计观看130亿次的收视神话。

1987年，又诞生了一部《红楼梦》，央视一播出，一时天下无人不识“林妹妹”。

那时候，一本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可以卖到50万册。一个小伙子手里拎着一本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就谈成了恋爱。

20世纪80年代的辉煌，一直让人怀念到今天。作家徐星说：“80年代，是中国理想主义最浓烈的时代。”如果准确地说，这应该是一个理想主义和商业化兼容的时代。

1985年，我到中山大学参加一个文艺理论研讨会，会后组织去深圳参观。整个深圳正处在开发中，到处是工地。参观蛇口工业区和沙头角中英街时，有人问要不要买深圳宝安的股票？当时我们都还在以梦为马，根本不知道股票为何物。大家面面相觑，摸了摸口袋，只有几两碎银。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如果狠下心来出点血本，说不定就挖到“第一桶金”了。

想起来也好笑。当时的作家阿城写出《三王》大火，去邮局背了满满一书包的稿费，在街上碰见画家朱新建，就随手给了他两摞。朱新建问：“我为什么要你的钱？”阿城直接说：“这么多钱，我一个人怎么花？”

整个80年代，我们都是什么？那个年代，它年轻、激情、率真，思想解放，精神活跃，富有朝气。那时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穿越世界的声音。

1988年，《红高粱》摘奖后，有人说它的成功在于内涵意义深刻，有人说是艺术形式新颖，但都忽略了这几个字：年轻而纯粹。那一年，巩俐22岁，姜文24岁，莫言32岁，张艺谋37岁。四个人里，除了姜文资历最老，其余的一个是第一次演，一个是第一次拍，还有一个刚刚引起文坛的注意。

然而年轻之后是什么？纯粹之后是什么？激情之后又是什么？这都需要我们去反思。

1988年夏天，我带领的一批大学毕业生去某个贫困县扶贫支教任务结束，在回省城的长途汽车上，大伙提着一台四喇叭录音机，放声高歌《红高粱》里的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引起全车乘客的喝彩。那个时候，我看到了他们的“纯粹”：张扬、狂野的生命力，正是这个年代年轻人的缩影。

那个年代的确是值得怀念的。今天，我们如果再听一遍崔健的《从头再来》，又会感受到什么呢——

那烟盒中的云彩

那酒杯中的大海

统统装进我空空的胸怀

2023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