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小史》卷二写道：“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他讨过饭，当过和尚打过仗，从一个马夫干起最后得了天下，对人情世故的了解相当透彻，他当然明白自己给官员定的“工资”不高，所以在地方官上任之前，他经常要找他们谈一次话，谈谈如何正确对待低“工资”，如何抵制贪污受贿的诱惑，他会给自己的部下算一笔很实在的利害关系帐。
他说：“老老实实地守着自己的薪俸过日子，就好像守着井底之泉，虽然不满却可以每天汲水，泉不会干。受贿来的外财真有益处么？你搜刮民财，闹得民怨沸腾，再高明的密谋也瞒不住，一旦事发先关在监狱里受刑，判决之后再被送到“劳改工场”服苦役，这时候你那些赃款物多数藏在外人手里，你家破人亡，赃物也成为别人的东西，所以说不干净的钱毫无益处，《大浩谕皮之任第五》这样的分析可算很透彻了，但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派下去的官员，如同冒着枪林弹雨冲锋的士兵，一排排地被糖衣炮弹击中倒下，前仆后继，一代眼着一代。后来，朱元璋在十八年头里（1386）现象见得多了，便总结一条规律。他说：“我效法古人任命官员，派往全国各地，没想到刚提拔用时，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时间一久了，全部又奸又贪。我严格执法决不轻饶，结果能善始善终干到底的人很少，身死家破的很多。这就是“新官堕落定律”。
科举制度实行之后，做官的大多数是读书人。满脑子都是理论上的人际关系，如忠君爱民，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之类，书生气十足，教条主义倾向严重，未必明白建立在利害算什么之上的真实的人际关系。
洪武十九年（1387)朱元璋曾经写道，建国以来浙江福建江西以及本两广的政府官员没有一个人干到任满，往往还未到任期考核的时间，就犯了贪赃的罪过，这里确有任人不当的问题，但在更大的程度上，这些官员是被当地那些胥吏衙役和不务正业之徒害了，是受了他们的影响引诱（朱元璋《大浩·续编·松江逸民为害第二》），因此当年朱元璋与上任的官员谈话，总要警告他们当心那些胥吏，不要让胥吏支配决策《大浩谕官之任第五》而胥吏和衙役跟新官算利害关系帐，同样算是清晰透彻，只是与朱元章的结论完全相反：“要坚持原则吗？不但不能报效朝廷，自身也难保，轻则丢官爵，弄不好还会丢性命，你可要三思三思”。 （吴春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