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道立朝
——莆阳尚书风华（五）

明代刑部尚书林云同，亦是莆郡历史上一位著名的直臣。早年于江西提学佥事任上，宰相张璁欲谋其婿为廪膳生（食公拨廪米的生员）。云同直不阿贵，严格条件拒绝之。张璁在朝一向颐指气使，百僚无敢相抗者，云同独碍其事。后转为广东提学副使，有御史欲将府学射圃（学宫中生员练习武艺的场所）改为官府园林，云同斥之曰：“必取府圃，请先归学篆（印）”，宁可辞官归去，府学不容侵犯。在浙江左布政使任上，云同处事公正威严。时有“玉金箔案”，首犯论死罪，家人暗贿宰相夏言，乞求解脱。夏言嘱巡抚为其开罪。云同正色曰：“官可免，此囚不可出！”终将罪犯正法，而为夏言所恨。至夏言死后，云同方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任上，依法制裁楚地宗室恃宠跋扈、贪脏枉法罪行，绝不宽恕，致被权佞构陷，欲置诸死地。云同屡忤权贵，志不得伸，遂上疏乞归。直至奸相严嵩被诛后，诏为刑部左侍郎，转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任上，为以言事获罪的给事中抗疏论救，坚持了正义。
继林云同之后，明熹宗朝礼部尚书林尧俞，又以其居官直行为史家所推崇。出身于翰林的他，忠直不阿，更有儒士之智慧，其直行不乏幽默感。尧俞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读书翰林，博通蕴奥，对古今治乱、昭代典章留心探讨，而凡词林荣艳事，则不屑不竞。后由詹事府左谕德兼翰林侍讲，转南京国子监祭酒，为词林所薄。尧俞坦然曰：“吾先人尝为国子先生，视南司成如天上，宁不足耶？”主动请行。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起为礼部侍郎。任上，力遵祖制，裁冒滥、抑幸门、杜请托，正直敢言，不以进退去留为念。明年，拜礼部尚书。尧俞持心清正，夙夜不懈，力使法度章程灿然明备，凡郊祀、幸学、殿工、陵寝、册号、选婚、实录、贡举，以至宗藩四夷封贡诸大典，无不革旧鼎新，完善办事程序，而为朝中群奸所嫉。值熹宗诏礼部选太监，尧俞疏论祖制训辞，告诫“毋启（皇权）旁落之端”，语惊朝野，触怒阉党。时内阁首辅魏忠贤，口衔天宪，威压群臣，号为“九千岁”。见尧俞疏论，语人传言曰：“林宗伯无意纶扉一席地邪？何遽张拳相向！”，诱之以要职。尧俞笑对来人曰：“予知祖制，不知其他！”等到选拔太监之日，忠贤依贯例必居首席，尧俞事先令于虚堂中设篆案，左右各摆一椅，忠贤见状大怒，尧俞徐曰：“公等固繇本部选进，安可一旦辄相跻躐（践踏）？”忠贤傲气顿挫，哑然拂袖而去。尧俞智斗权奸，一时传为佳话。有资料称，尧俞善书法，魏忠贤敦请不与，遂矫旨命其书匾。尧俞大书“畏天堂”三字，特题曰：“礼部尚书某奉旨书”，表明不阿权贵之志。又作《咏炭诗》曰：“正是高寒欲雪天，聊为置汝铁炉前。休嫌面目皆成黑，也道薰蒸暂有权。残灸冷浆争附热，垂帘闭户苦多烟。应知倏忽阳和候，变作寒灰火不燃”。辛辣嘲讽魏忠贤之黑，附热者之苦，及其必败结局。
余爬梳莆阳尚书直道立朝事迹，以直身、直言、直行为基本特征表述，仅为行文之便而已。在他们身上，三者几乎并现，难以割裂。直身者必直言，直言即直行。均是“直道”，即以公平正直为立身行事准则。
莆阳尚书之直道，不仅是一种从政理念，奉行公平正义，信守法度，惩恶扬善，忠君爱民。同时亦是一种执政风格，处事雷厉风行，大刀阔斧，言出法随，不折不挠。又是一种居官美德，忠诚求实，襟怀坦白，舍身为国，成仁就义。正如孔夫子称赞卫国大夫史鱼那样，不论国家政治清明、黑暗，总是像箭矢一样直。
莆阳尚书的仕途表明，直道立朝并非一曲温情牧歌，往往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忠臣与奸佞的对决。二者势力之消长及其结局，完全取决于人君的态度。直臣只有在明君欲有建树之时，方可有所作为，而历史上的昏君总是多倍于明君，明君亦难免有糊涂发昏之时，于晚年尤甚。其近臣贵戚往往是奸邪之源，侍宠弄权，欺君枉法，陷害忠良，不一而足。故一部二十四史，历代王朝兴亡更替，最重要的一条历史教训，就是“圣王之治，以得贤为首。”中国最伟大的史家司马迁早就指出：“国之将兴，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并不无惋惜叹曰：“贤人啊、贤人啊！不是真正贤明的君主，怎能任用你们呢？lsquo;国家存亡在于用人rsquo;。诚哉是言也！”（《史记·楚元王世家》），故用人得失，亦是历代直臣志士犯颜切谏的一个永恒主题。
古代官场，直道立朝诚为不易。君不见，多少直臣折槛哭廷，冒死切谏，虽怀忠君报国之心，其结局大多不妙。或辞官归田，或贬谪夺职，或诏狱论罪，成为一种常例，无疑是历史之大不幸，亦是封建君主专制之必然结局。放眼历史，鉴往知来。唯有完善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才能保障人民坦言论政得失，罢免窃政、混政、乱政者。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续完）（阮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