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祖泉

郑樵是南宋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文献学家。他的《通志》，与唐杜佑的《通典》、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合称为“三通”，是古代知识分子的必读书籍。由此可见，《通志》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郑樵（1104-1162），字渔仲，自称“莆阳田家子”，别号“溪西遗民”，兴化军广业里（今属莆田市涵江区）人。他隐居“山林三十年，著书千卷”。将自己的著作分为经旨之学、礼乐之学、文字之学、天文地理之学、虫鱼草木之学、方书之学、论讨之学、图谱之学和亡书之学等九大类。《通志》是郑樵贯通一生学问的代表作，是他毕生心血的结晶。这部书博大精深，影响深远，堪称文献学巨著。

《通志》的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通史，上起三皇，下迄唐宋；二是略（志），总共二百卷。“其平生之精力，全帙之精华，惟在二十略而已。一曰氏族，二曰六书，三曰七音，四曰天文，五曰地理，六曰都邑，七曰礼，八曰谥，九曰器服，十曰乐，十一曰职官，十二曰选举，十三曰刑法，十四曰食货，十五曰艺文，十六曰校雠，十七曰图谱，十八曰金石，十九曰灾祥，二十曰草木昆虫。”

毫无疑问，《通志》最重要的部分，郑樵自认为最得意的地方，也是后人最加推崇的内容，是《通志》的“二十略”。郑樵说：“臣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其五略，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五略即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二十略去此五即十五略。郑樵认为，五略是他在前人论说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发挥，没有因袭，更无重复；十五略全是自己发凡起例，独立创作出来的。

郑樵在文献学上的成就主要体现在《通志》二十略中的《校雠略》《艺文略》《图谱略》和《金石略》。《图谱略》《金石略》扩大历史文献资料的范围。《艺文略》通录古、今、存、佚的文献，创立新的图书分类法。《校雠略》是《图谱略》《金石略》《艺文略》的说明书，集中而又系统地反映郑樵的文献学思想。

《校雠略》是最富有创造性的一部分。它的文字不长，但内容十分丰富。郑樵对文献资料的搜访、典藏、整理、使用等问题的看法，都已包括在内了。“册府之藏，不患无书，校雠之司，未闻其法。欲三馆无素餐之人，四库无蠹鱼之简，千章万卷，日见流通，故作《校雠略》”。在我国学术史上，将校雠之学写成专著，是从《校雠略》开始的，郑樵的发轫之功，不可抹杀。

北宋自开国以后，在起初的10余年内，尽收荆南高氏、后蜀孟氏、南唐李氏等的图籍三十五万卷。其后曾不断地诏求亡书，遣使购募，商借抄写。经过30年的努力，到淳化元年（990）“献图籍于阙下者，不可胜记；诸道购得者数倍”。这就为后来编撰《崇文总目》《秘书总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是靖康之变，金兵攻陷汴京，“宣和馆阁之储，为部六千七百五，为卷七万三千八百七十七，当然靡遗”；“士大夫家所藏，亦悉为乌有”。宋高宗建都临安之后，也仿效北宋时各种求书的方法，四处购求图书。虽然经过10多年的努力，四库书藏日益增多，但比北宋盛时，相差甚远。因此，郑樵认为当时国家图书馆不能尽藏天下的图书文献，一方面是患在求之不够热忱，另一方面是患在求而未得其道。于是他在认真总结历代文献散亡原因的同时，指出搜访图书文献的必要性，并系统地指出求书八法，四点注意事项和设置专官的意见，作为补充藏书的指导和工作方法，从而保证文献资料的典藏和补充，推动文献学的不断发展。

所谓求书八法，一曰“即类以求”：那一类学科的书籍，访求于那一类专门家，如乐律之书，访求于官府乐工和民间乐人。二曰“旁类以求”：有些书，可以到与之有点关联的人那儿寻求，例如《周易》一类的书，往往可在阴阳五行家手中见到。三曰“因地以求”：例如有关人物传记的书，可到传主的重要活动地区去找；有关某地风土人情的书，可到当地去找。四曰“因家去求”：到著者的后裔家中，访求世上已失传的该作者的书。五曰“求之公”：访诸官府的藏书机构。六曰“求之私”：访求于民间的藏书家。七曰“因人以求”：某人从某地辞官归来，去访问他是否有收藏珍贵图籍。八曰“因代以求”：当代人写的书，当代就要及时搜求。四点注意事项是：一为书有名亡而实不亡的；二为有亡书出于后世的；三为有亡书出于民间的；四为有阙书备于后世的。根据这些方法和注意事项，郑樵举出许多具体图书作为例子，这使人觉得如能千方百计地广为征求，任何图书都是可以到手的。要是能有专人负责，四处搜访，那么收效就更大了。不言而喻，无怪乎郑樵以后的公私藏书家，都把这些方法奉为圭臬，进行搜访奇书秘籍来充实所藏。实际上，这些方法到现在还有其现实意义。因为任何馆藏文献要达到一定的要求，除掌握藏书质量的标准作为搜求的指导外，必须对求书的方法加以研究，并贯彻到实践中去，才能收到真正的实效。

《艺文略》是《通志》二十略中具有创造性的一略。郑樵主张图书分类和编目的最大作用，是能做到“辨章学术，考竟源流”。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他撰写《艺文略》。

图书分类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然而在郑樵之前，历代学者只是就图书的编排组织方法提出自己的见解，编制一些图书分类目录，却很少触及到图书分类的理论和原则问题。郑樵在总结前人关于图书编纂方法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图书分类的理论和原则，同时，还大胆地改革了图书分类法。可以说，中国的图书分类法至郑樵是一大进步。

因为郑樵生活在学术文化相当繁荣的南宋时代。以他的家乡福建兴化军来说，当时的藏书是尤为丰富的。这种良好的环境，为他的著述和研究前人关于图书分类的成果提供了有利条件。他在《通志总序》中辛辣地批判那种不分学术源流，造成图书散失的错误，指出：“学术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书籍之散亡由编次之无纪。”这就是说，造成图书散亡的原因，就在于分类的紊乱。

郑樵不仅在图书分类的理论上有重大造诣，而且在图书分类的实践中也敢于大胆创新，另立体系。他在《艺文略》中给我们编制一个别开生面、精详周细的图书分类体系。这种分类法，既不仿效《七略》的六分，也不同于四部的四分，而是“总十二类，百家，四百二十二种”。十二类是：经类第一，礼类第二，乐类第三，小学第四，史类第五，诸子类第六，天文类第七，五行类第八，艺术类第九，医方类第十，类书类第十一，文类第十二。

在十二类的基础上，按照图书的多寡，郑樵进一步把它们再细分为家（二级类目），种（三级类目）。它的分布是这样的：“经一类分为九家、八十九种；礼一类分为七家、五十四种；乐一类分为一家、十一种；小学一类分为一家、八种；史一类分为十三家、九十一种；诸子一类分为十一家、四十八种；天文一类分为三家、十五种；五行一类分为三十家、三十种；艺术一类分为一家、十七种；医方一类分为一家、二十六种；类书一类分为一家、二种；文一类分为二十二家、二十二种。”

从上述可以看出，郑樵编制此分类法非常认真细致。在此之前，我国曾编制不少图书分类法，有代表性的就是《七略》的六分，《中经簿》的五分，《七志》的九分，《崇文总目》的四分等等。但是郑樵并没有沿袭照抄，而是根据自己图书分类工作的实践，结合当时学术发展水平，独创十二大类的三级分类体系。

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书《汉书·艺文略》，收录各种图书三十八种，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而郑樵的《艺文略》广收古今典籍一万九百一十二种，十万一千九百七十二卷。郑樵想包括古今，备录无遗。虽然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但他收录图书文献的广泛程度已大大超过了前人。

郑樵的《图谱略》《金石略》与《校雠略》《艺文略》一起，奠定了他在我国文献学史上的不朽地位。在古代文献中，重视图谱、金石的史料价值，提出广泛收集图谱、金石的主张，并把图谱、金石提到与图书文献同等的地位，应该说郑樵是历史上的第一人。他之所以作《图谱略》，是因为他认为“图成经，书成纬，一经一纬，错综而成文。古之学者，左图右书，不可偏废”。他之所以作《金石略》，是因为他认为“金石之功，寒暑不变，以兹稽古，庶不失真”。

一般说来，历代学者都比较重视图书资料，但对图谱、金石的史料价值却认识不足，所以在史书的编写过程中，普遍存在着重书不重图的倾向，没有给图谱、金石以应有的地位。为此，郑樵极力主张不但要记书籍，而且还要记图谱。书与图各有其作用，两者不可偏废。他认为“若无核实之法，何以得书之情？”。如要“核实”，就不能局限或轻信妄从文献记载，而要注意实际知识与图谱实物的研究，用他形象化的说法，那就是“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他批评刘向、刘歆作《七略》，收书不收图，班固据此编为《汉书·艺文志》。赞扬王俭撰《七志》，以一志专录图谱。讥讽后之学者离谱治学，“虽平日胸中有千章万卷，及置之行事之间，则茫茫然不知所向”；“天下之事，不务行而务说，不用图谱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因此，在他自己编撰的《艺文略》中，如经类的易、书、诗、春秋、尔雅各家，礼类的周官、丧服、会礼各家，史类的职官、地理各家等，都收了图，而易、书、诗、春秋、丧服各家都录了谱。

在《金石略》里，郑樵专采三皇五帝的泉币，三王的鼎彝，秦人的石鼓，汉魏的丰碑，上自仓颉石室之文，下逮唐人之书，各列其人而名其地。他指出：“方册者，古人之言语。款识者，古人之面貌。方册所载，经数千万传，款识所勒，犹存其旧。”郑樵认为金石文物可以考辩核实史事，具有图书资料不可替代的价值。

正由于郑樵的不懈努力，图谱、金石之学在宋代以后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特别是金石学，蔚为大观，从而扩大文献资料的范围，在文献学中又增添新的分支。近代著名学者姚名达说：“自古提倡图画表谱，意识最清，出力最大，固未有逾于郑樵者。”这是一句很中肯的评价，反映了郑樵大力提倡图谱、金石之学的成就。

总之，郑樵在文献学上有广泛的研究和精深的造诣，《通志》在文献学上的价值是明显的，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如郑寅的《七录》，是在郑樵分类体系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焦竑的《国史经籍志》的一些子目大体是根据郑樵的分类体系的。又如章学诚的《校雠通义》更是直接受到郑樵《校雠略》的启发、影响而写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