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娅

1909年3月8日，美国芝加哥女工因要求男女平等权利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1910年8月，国际第二次社会主义者妇女大会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为了纪念那些为争取妇女权利做出贡献的人们，为了促进国际劳动妇女的团结和解放，大会决定以每年3月8日作为国际妇女节。1949年12月，新中国成立甫始，遂正式宣布把这一天法定为中国妇女的节日。

中国妇女几乎是福从天降，破天荒地拥有了自己的第一次节日。

当年16岁的大姨，与当时大多数出身贫寒家庭的年轻女性一样，大约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天，她们会被共产党的宗旨所解放，会被共产党的使命所召唤，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脱下草鞋，挟把破伞，从此就从乡村走进城里，成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解放初期参加工作的16岁的大姨，正代表了那个年代新中国妇女的精神面貌与身份特征：她们与她们的母辈相比，甚至就是绝然断开、截然不同的全新的一代人。她们从传统家庭与传统角色里，一下脱壳而出，飞出家门，走上社会，识字扫盲，穿列宁装，说普通话，干革命工作，汇入建设新中国的滔滔洪流之中。她们史无前例地斗志昂扬，精神奋发，因为她们与男性一样，成为新中国的主人翁。因此她们很少小我，只有大我，动辄胸怀全国，放眼世界，满心思装的都是世界上仍在受苦受难的人民，相信自己每一秒钟的工作都是为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为全人类的解放雪中送炭。因此她们很少考虑私事，她们一般无牵无挂，或要做到无牵无挂。她们真心地喜欢工作，热衷工作，她们不喜欢家庭羁绊，不喜欢婆婆妈妈。她们英姿飒爽，她们苦干死干，她们工作第一，革命第一，家庭第二，孩子第二。她们与自己的过去最无法了断的，也是与革命男性之间最突出的区别是：她们依然不能不结婚，更不能不生孩子。于是她们通常只好选择把孩子送回老家，那些没有工作的母亲们就成为她们接二连三生儿育女的大后方。如果没有老家与老母可送，她们就把孩子长寄在托儿所、幼儿园。传统中国妇女形象的印痕，因角色的这种转换，在她们身上简直难以寻觅。而她们与旧式妇女之间最简单最直接的区别是，她们特别清楚每年的3月8日是什么节日，她们满怀期待这个节日。出现在三八妇女节上的宣传画，也大大渲染了她们的这种骄傲与自豪：平日里代表新中国新生产力出现在画面上的工农兵经典形象，在手握钢枪与手举铁锤的男性之后，是手握镰刀或怀抱稻穗的年轻女农民。而在这一天，工农兵皆为女性，代替男性位置的是穿飞行服的女飞行员，穿蓝色工装裤的女纺织工人等等。她们的脸庞皆闪射着无比健康、热情、积极向上的红润与微笑。在这样的巨幅宣传画下，她们敲锣打鼓开大会，激情澎湃表决心，然后以加倍的热情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加班加点，来度过自己非常有意义非常快乐的节日。是否过三八妇女节是她们区别于其他没有参加工作的老式妇女的显明标志，是她们的政治身份与社会地位的标志。所以，她们虽然在严格意义上还都是少女，但她们却喜滋滋地，充满自豪感地以“妇女”命名自己，迫不及待地加入到妇女的行列中来。正如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实质上是少女解放一样，三八妇女节实际上成为新中国产生的第一代少女的狂欢节。

从那以后，时间到了20世纪80年代、90年代间，已举行过成年礼的女学生们，大多数只要还未年过30的女人，她们的心底，就有一道很敏感的，而且不乏惨烈意味的防线，用以拒绝三八妇女节进入她们的生活之中，生命之中。她们不关心三八妇女节到底是谁的节日，更不想知道这个节日到底有什么意义。她们装得好像自己与之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有男士胆敢对她们祝福节日快乐，她们就敢用谈虎色变的脸色来吓晕他们。惨不忍睹的脸色后面，是恼羞成怒的心声：难道我已成妇女了吗？三八妇女对她们来说，那是一道多么遥远的坎，一个多么可怕的角色，最好远到她们永远都到不了这道坎，永远都不是这个角色才好。三八妇女难道不只与那些叨叨唠唠、不清不楚、无可奈何、自以为是、智商与情商都偏低的母辈们联系在一起的吗？不只是与那些活得披头散发，鸡皮黄脸，活得死去活来，怨声载道，活得永远都像是处在更年期中的女人们联系在一起的吗？如果我们要问为什么三八妇女会在她们的心目中变成这种形象，有一句话，也许可以比较简洁明了地描述出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中国著名女作家胡辛，曾在她一篇著名小说的卷首，提出了这个“著名”的问题：“女人为什么要有自己独立的节日？”在这个触目惊心的问号后面，牵带出的是一连串女人们沉重的叹息，痛苦的反思，茫无出路的困境，欲说还休的无奈。也许是自小便耳濡目染了母亲们的这种命定，已不再是少女们的她们，情不自禁地要通过拒绝三八妇女节，把属于自己的“妇女”命定拒之于千里之外；或者以此下意识地逃避关于妇女解放这个沉重的命题与更为沉重的责任。如果把20世纪末这种女人心相，与20世纪初那些一心一意以妇女解放为己任的少女之奋争，与50年代、60年代那些少女热烈盼过三八妇女节的情景相比照，怎不教人感慨万端啊。

了解了上述这一段关于三八过节的往事，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在新世纪过后的这些年里，当我看到我的女学生，欣喜而自然地接受下男友送给她的一枝花作为妇女节的礼物时，我的心有多么惊喜。当我问之于上述那句“著名”的问题的时候，她们用充满快乐与自信的口吻反问我：“我们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独立的节日？”她们的确又是崭新的一代，是在求索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新女性。我想只有她们认同了“妇女”的身份，正视了自己作为“妇女”的命运，她们才有可能真正为改善妇女境遇而工作。今天，也许是历史以来，中国女性第一次四代同步，以自己的方式度过这个颇具有政治意义的国际性节日。由此，当我看到在各个景点里结群成队兴高采烈欢度节日的女性身影时，看到女生在男生送来的节日鲜花中绽放出艳若桃红的笑脸时，一个新问题，便浮出眼前的莺歌燕舞与花红柳绿之上：我们真的知道三八妇女节的由头与意义吗？（作者系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厦门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