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其独特著称于世界画坛的中国山水画，不仅仅在于它的艺术表现形式和工具材料使用的特殊之外，中国古老的文化经典《周易》对其产生深远的影响。
纵观中国历代画史，中国山水画一直分成两大体系：一、以范宽、石涛为首的画家。他们的画充满博大、雄强壮阔之美。二、以倪云林、四王等为代表的画家作品中体现着一种冷逸俊美之秀。那北宗豪纵的刚性和南宗文雅的柔性的相互结合，正是《周易》中的太极生两议，两议合太极的具体表现，它们之间的阴阳相互对立又统一，刚柔相推的哲学思想辩证法，对中国传统山水画的绘画精神和艺术风格创作影响巨大，构成中国山水画创作的精神内涵的基本要素。
《易经·上象传》说:“至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享”。这寓意着人世间的一切都源始于天和地。天作为人及物的灵魂与神气，而地作为人及物的形体与骨气。天与地相互结合就成为一切万物生成的原理。而山水画“六法”中的“应物象形”、“气韵生动”与那易象原理一样。就是画家通过自己的笔墨将自然中的山石、树木、行云流水等静态山景描现得形象化而有神气。从一些古书籍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历代的山水画家都非常重视用易经的理论于绘画创作中。如唐朝王维“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他以易经中的《玄学》理论一变勾斫之法为水墨渲染，把那时流行的风格金碧山水转变成平淡的文人水墨画，开“墨戏”、“画禅”之先河，而成为了一代水墨画宗师，对推动中国山水画的笔墨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五代荆浩在其《笔法记》中说：“笔以分其阴阳，墨以分其浅深”。而北宋大画家郭熙在他的《林泉高致集》中的“三远”就是以易经中的“玄”之启示及根据自己的绘画实践后，在思想理论上创立了著名的“三远论”，即“高远、平远、深远”。其涵盖了山水画所有的透视关系，是山水画的构图与意境的最真追求。元代画家黄公望，他的脑中也是尽装满了易、道、禅。他久居富春，“探阅虞山朝暮之变幻，四时阴霁之气运”。常年以笔为锄，以墨当田，以易修心，勤耕修炼。明代文征明曾题画说：“人品不高，用墨无法”。他就是提倡书画家要从悟易道中去找回那种失落后的宁静，心灵之净土，以及宽厚之品格。清代山水画大家石涛的“一画论”，更是用中国的易经哲学理论中的宇宙生成与绘画起源、主体创造论相贯通起来。他认为山水画的形象结构理论的基本因素也是“一画”，所以说他的“一画论”就是绘画的根本法则，见解中国书画艺术的传统观点和审美规律。当然，那时的画家与现代画家环境不同。由于当时是封建社会，天下并不太平。当时阶级矛盾、战火连绵，导致民不聊生，至使诸多文人画家或看不惯那官场的残酷或对现实的不满。脱离了世俗而纷纷隐居山林，深研玄学，吟诗作画。他们以研究“易道”作为精神支柱，心志凝注专一，悟自然之性，抒万物之情，从而得到了那“天道乃人之本”“万物与我为一”之感悟。
魏晋玄学理论的奠基者之一王弼说过：“象生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这寓意我们可以从山水画中看出，一幅成功的山水画无论是巨幅还是一小品，画面上的内容绝不是简单的物象与物象之间的拼凑，也不是单纯满足客观的形态描写。而是在画家缜密构思下，高度概括，可以在小小的画面中，营造出无限的空间，给观者一种咫尺千里之感。如张大千的《长江万里图》，他在不长的画卷上，将那连绵数千里，横贯中华大地的万里长江尽展卷之下，画面万流奔腾，千岩耸峙，壮丽憾人的气势真令人叹为观止。《易·系辞传》也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古人设卦来弥补当时“言”的不足，以象来表达不大清楚与不大确定的思想意义。“卦象”就是在启示人们对物态形象指示的认识，把大自然的一切造型都用到我们的艺术创作中。使山水画的艺术创作即来源与现实又高于现实。使创作出来的画上面的意境更加深邃。就如石涛所说：“写画凡未落笔先以神会，至落笔时，勿促迫，勿怠缓，勿陡峭，勿散神，勿太舒。务先精思天蒙，山川步伍，林木位置，不是先生树而后布地，入于林出于地也，以我襟含气度，不在山川林木内，其精神驾驭于山川林木之外。随笔一落，随意一发，自成天蒙。处处通情，处处醒透，处处脱尘于生活，自脱天地牢笼之手归于自然唉。”它的核心就是在体现出作品的本意。就是说如果能灵活地把“易”那博大精深的哲学辩证理论法运用在山水画的创作上，那么画家在挥毫泼墨之前，就能做到胸中有絪緼浑化的整体形象。这样也就容易创作出那既灵动活泼，又天成自然的艺术效果。真正突出了山水画的重点“意象”。 （未完待续）（吴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