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健民

大学校园，大多数都有其网红打卡之地。厦门大学有芙蓉湖、上弦场和情人谷，武汉大学有樱花道、情人坡和珞珈广场，中山大学有怀士堂、荷花池和大草坪，北京大学有博雅塔和未名湖，清华大学有水木清华，云南大学有银杏道，华东师大有丽娃河……

多数人以为，大学校园的网红打卡点基本上是恋爱的浪漫之地。校园里藏匿着许许多多“多巴胺”元素，不停地释放着“快乐激素”——所以有人就称之为“多巴胺”校园。

在厦门大学，每当下班之际，我有时会从颂恩主楼步出，走到芙蓉湖畔站一会儿，看那么一眼。当年在厦大求学时，芙蓉湖还只是一口池塘，作为厦门东沃农场的蔬菜基地，周边种植油菜、包菜和甘蓝菜，池塘边有一片灌木丛和没有围栏和井盖的水井。20世纪90年代才让这片菜园子华丽转身，建成了“芙蓉湖”，湖边依次排列着芙蓉楼群。

厦门大学的上弦场和芙蓉湖，都是学子们的浪漫之地，成双成对在那里释放着“多巴胺”。

有一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去看了该校的浪漫之地丽娃河。来自福建的华东师大诗人宋琳对校园和丽娃河情有独钟。他在离开学校，与美丽的法国妻子定居巴黎数年之后，给朋友写信：“如果这世上真有所谓天堂的话，那就是师大丽娃河边的一草一木，一沙一石。”那一个冬日午后，我去看这条被目为天堂的小河。路上人影稀疏，路旁的草早已枯了，没有夹竹桃和丁香的香气，但法国梧桐干枯的枝丫十分醒目。后来我看到宋琳将这座校园比作麦尔维尔笔下的大海：“一旦鲸群出现，自然惊涛骇浪，不免忙碌一番，等到风平浪静时候，正宜哲人参禅悟道。”

1981年考入华东师大的作家格非曾经这样写道：“丽娃河畔树木深秀，道路由红碎石镶铺而成，高低不平，曲径通幽。后来，学校为了使那些谈恋爱的野鸳鸯无所遁迹，在河边安装了亮晃晃的路灯，碎石路也改为水泥通衢，颇有焚琴之憾。”当时校园里释放的“多巴胺”如同各色各样的圈子，有的私密，有的开放。那些一时找不到勾魂之人的学子，除了上课，就没魂似的在校园内东游西荡，不知今夕何夕。

有个在华东师大就读的学子也写道：“丽娃河，诗意盎然，缱绻浪漫，陪伴我们晨读课文日诵单词，隐秘恋人的喁喁私语也随风飘入她的细流微波中。丈量河畔一步又一步，词汇量与日俱增。不知那时的情人，日后是否成了百年之好？”由此，我莫名地对“丽娃河”这个名称感兴趣，我甚至想它一定跟“多巴胺”有关。我查了一下资料，关于丽娃河有各种各样的传说，其中一个传说因其戏剧性而流传更广：一位名叫“丽娃”的白俄女子因失恋而自沉河中，“丽娃河”因此得名。它使这条河平添了些许胭脂气。

实际上，茅盾在他的长篇小说《子夜》第九章里写过：“我知道有几个白俄的亡命客新辟一个游乐的园林，名叫丽娃丽妲村，那里有美酒，有音乐，有旧俄罗斯的公主郡主贵嫔名媛奔走趋承；那里有大树的绿荫如幔，芳草如茵！那里有一湾绿水，有游艇！——嗳，雪白的胸脯，雪白的腿，我想起了色奈河边的快乐，我想起了法兰西女郎如火一般的热情！”据说这是比较可靠的。“多巴胺”的释放竟然让一位白俄女子的心绪漫漶而灰暗至死，其流韵所及，让后来人仿佛能够从花树亭阁之间，嗅到往昔“多巴胺”遗留下来的那点颓败和妩媚。

根据格非的回忆，20世纪80年代，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夜晚经常有各路人马出没，有作家马原、陈村、余华、孙甘露，还有来自福建的我在厦门大学的师弟、先锋派作家北村。想一想，这些大作家聚在一起，那么猛的“多巴胺”一释放，丽娃河还能经得起翻腾？

校园“多巴胺”的释放，除了学子们的深深恋情，除了如同在华东师大的那些作家的风云际会，再就是学术大师们的“至亮”和“照亮”时刻。1978年，28岁的张曼菱以云南省文科第一名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又以“文科论文第一名”毕业。某一日，张曼菱在未名湖畔捧读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从“晨气中过来”了一位老者，不以为然地对她摇摇头：“这本书里没有多少他自己的东西，你最好直接看英文原本。”说完径自走了，张曼菱怔在那里，心想这老先生口气好大呀。随后就听到前面有人迎着老者叫“朱先生好”时，她才得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朱光潜先生，不禁震惊，大叫一声：“唯我北大朱先生也！”

像朱光潜这样的大师们不仅释放学术，也释放着情感的“多巴胺”。听说很多北大人都看到过这样一个场景：晚年的朱光潜坐在他寓所门前的石头上，身边放着一堆玫瑰花，给路人每人奉送一枝。其时朱先生目力已经很差，很难辨认出眼前走过的人，他只是在传递一种美意，把心中的美感传导给路人。朱光潜是个活得精致而又敏感的人，学生到他家中，想要帮他打扫庭院里的落叶，他一把拦住：“我好不容易才积到这么厚，可以听到雨声。”其实他没有感伤的浪漫主义之虞，而是喜欢人生的一切趣味——这里不就有那种“多巴胺”么？

北大的大学者谢冕教授曾经说过：“北大这学校真怪，没有校歌，也没有校训，连湖也始终是未名。”100多年来，未名湖畔释放了多少学术和激情的“多巴胺”，至今却依然是“未名”。按照鲁迅所说，“北大是常为新的”，它不需要各种各样的名头，只一个“北大”了得。

2018年冬季，我在时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的陈晓明教授办公室，与陈平原教授聊了一阵，他的声音很轻，但分量很重。我想，大师和大家一定是我们获得世界的重要的经验方式，就像在文火中慢慢熬炼出一种精神特权。过去，我们走着走着，渐渐就没了情趣……现在跟着一个有思想容量和力度的脑袋前行，我们只能靠近，只能去把大家脑袋里的学术“多巴胺”汲取一点回来。

写到这里，我翻开昨日一个“茶知道”博士群的聊天记录，其中有个男博士跑去植物园拍摄晚霞，发到群里，一位女博士看了，发了一句：“嚯，怪不得今天没来学院学习。”简简单单的一句话，看起来很普通，但如果解放一下想象力，可能会让男博士花枝乱颤的——这里面难道就没有即将要释放出来的“多巴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