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健民

多少年了，我一直对少时在乡下见到的电线杆怀有满满的记忆。

不期然读到一首诗《废电杆》：

把它插在这里的人

早已走了

纵横交错的关系

生活的分支器、紧固件先后撤离

世界仿佛被一根线扯断

……

小时候，经常会站在电线杆下面，抬头盯着上面挂着的陶瓷接线瓶。有一次被爷爷叫住了：“看什么？那有什么好看的？”我问爷爷：“上面不是有电线么？我们为什么没有电灯？”“那是‘电报杉’，专门接电话和有线广播的。”

“电报杉”——这是我们乡下的叫法，意即电线杆是用杉木做成的。那时，有的“电报杉”根部被虫蛀或者腐蚀了，就在边上伫立一根石柱，用大号铁丝将它捆绑加固。我们村的小学紧挨着福厦公路，路旁的行道树是乌桕，还有一排的“电报杉”。“电报杉”经常被同学用小刀和铅笔涂鸦，上面写着各种各样的文字。记得上小学二年级的我，曾经在一根“电报杉”上写了两句：“我长高了，你为什么不长高呢？”

那时的“电报杉”是有编号的，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定位。如果遇到什么紧急情况，告知在几号“电报杉”位置，就会及时找到。小时候经常看到电工爬杆修理或接线，用一种铁制带齿弯曲的专用爬杆工具，一头固定在脚板上，两只成对。电工爬杆时，将那些齿扎在杆上，双脚交替着一步一步往上爬，登上电线杆的顶端进行作业。

据说日本是世界上“电线杆大国”，每年要新栽7万根电线杆，因为日本电缆地下化成本比栽电线杆要高出许多。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和日本社会经济学家松原隆一郎，两个人合写了一本书《无电柱革命》，透露出日本约有3552万根电线杆。

后来，我离开了家乡，那些“电报杉”换成了水泥杆，再后来通电了，就又换成了高压线塔。“电报杉”终究被废弃了，估计都成了灶膛之物，噼噼啪啪地在那里发生了一场又一场激烈的争辩。

前不久，回到老家参加了一场高中同学毕业纪念聚会，遇到了当年在公社广播站当播音员的同学。当时我被公社借去做“农业学大寨”宣传报道工作，每天上午，例行把公社办公室主任审改好的稿子，送到位于公社影剧院的广播站，交给这位女同学。她预读了下，打开扩音器开关：“XX公社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我走出影剧院，听到大街小巷里传送的，都是我的“杰作”，不由得有点小满足，抬头望了望那些“电报杉”，心想电波里流淌的不就有我的思绪我的心血吗？

20世纪70年代，革命样板戏流行。某一日省报四个版面全文刊登了《红灯记》剧本，我弄到了那张报纸，当夜坐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听着有线广播里播放的《红灯记》全剧，对照着报纸，逐字逐句地读（听）完《红灯记》，足足用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奶奶为煤油灯加了满满的一次灯油。

那个年代没有电视，有线广播是我们除了报纸唯一能够获得信息的工具。那些经过“电报杉”传送过来的广播，就是最权威的声音，就是真理。作家余华读小学时，他和一位同学有过一个争论：太阳什么时候离地球最近？这位同学认为是早晨和傍晚，因为早晨和傍晚的太阳最大；而他认为是中午，因为中午的太阳最热。结果争来争去谁都不服谁，最后余华冲着同学大声喊叫：“鲁迅说过，太阳中午的时候离地球最近！”他搬出鲁迅，一下就把同学打垮了。有同学小心翼翼地问他：“鲁迅真的说过这话？”他继续胡编道：“以前我不知道，是今天早晨在广播里听到的。”广播，成为了人们无可辩驳的工具。

父亲每一次从省城回老家，都带着一台上海产的“美多”牌收音机，放在床头。等父亲出门时，我偷偷地把它打开，听到中波里播放着中央台、省台的节目，觉得特别惬意。心想，这无线电波原来如此奇妙，根本不需要“电报杉”了。后来，我无意中看到父亲搁在老家的一本《怎样装矿石收音机》，就到在县广播载波站工作的亲戚那里，弄了几个三极管、二极管等零件，组装成一台二极管收音机。乡下没有电，电烙铁不能用，就去借了一把普通烙铁，插在炭火中。三极管的焊接速度必须在三秒内完成，时间长了就会烧掉。等我把烙铁从炭火中拔出来时，温度急剧下降，老焊不住，只好一直焊，结果焊坏了好几个三极管。好不容易歪歪扭扭把一台矿石收音机弄好了，接收信号太弱，只好让小伙伴们帮我在屋顶架设天线，记得那根天线是用竹竿做成的。一打开，我终于听到一声呼号：“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广播电台”（现在已经改为“海峡之声广播电台”）。到了晚上，我又打开收音机，这次听到了邓丽君的歌声。

20世纪80年代，街上那些戴着蛤蟆镜、穿着喇叭裤，手提录音机播放最多的，还是邓丽君。上海电视台一位女编导讲述，台里有一年轻人，每一次听到邓丽君那两句“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时，就情不自禁，泪如雨下。央视也以“十亿个掌声”为题，连播三期邓丽君特别节目。

如今，“电报杉”已经消失了，只能成为人们的一种如同它那样高蹈的怀想。然而无论走到哪里，对于它，我们这一代人都无法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