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主动应答，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式乡村治理情况更加复杂多变，抓住重点突破发展困境对进一步深入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意义重大。

一、夯实人才支撑，强化多元治理主体利益共同体

在强化人才力量支撑方面，首先，要吸收以往驻村工作队与干部包村行政力量下沉的重要经验。从2013年开始，国家向贫困村选派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全国累计选派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1] ，不仅为乡村社会带来了项目、资金与技术等资源，同时也为乡村社会注入了活力与动力。其次，要合理利用针对高校毕业生的“三支一扶”“大学生村官”“特岗教师”等形式吸纳优秀人才，建立健全城市专业技术人才定期服务乡村激励机制，引导人才向基层流动。最后，还应注重乡村就地人才培养，除系统化教育培育出的人才之外，专业技术短期拓展性实践性就地培训更加适宜乡村大环境中人才的成长，其中最关键的是保障乡村人才学以致用，充分发挥乡村人才的专才，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各类技术教学、网络培训等创造培育人才的环境和条件，拓宽人才培育途径，从根本上夯实乡村人才队伍的根基。

在强化多元治理主体利益共同体方面，强调从整体上把握多元治理主体的权责，让各治理主体在集体有效治理中享受治理成果，注重发挥治理主体的集体优势，运用集体智慧和集体力量解决个体难以解决的问题，形成治理主体的义利统一观，推动各治理主体治理效率的提高。

二、推动数智实践，提升乡村数智治理能力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要求我们深刻理解技术治理的底层逻辑与运作机理，广泛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通信技术、信息技术平台等技术手段，依托新型的技术治理回应新时代精准治理的需求，特别是需要处理好党的领导与技术治理的关系，将党的优良传统、初心与信仰注入科学技术工具，通过解决乡村社会的治理难题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首先，要从提升乡村治理决策者与农民数智素养与技能出发革新思想观念，夯实数智赋能治理基础，定期邀请智能技术专家到乡村开展宣传与讲座，展开精准化、常态化的数据思维训练、数据操作培训，学习探索乡村产业与物联网合作新技能。其次，要从加强乡村智能服务平台建设并运用乡村治理智能化平台，引导农民创收增收方面强化数智实践，提高乡村数智治理能力，加快智能设施、政务服务、数字网络等资源下沉，打造智能农业生产共同体。最后，要从加快推进传统信息设施向智能化升级和强化数字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方面弥合数智鸿沟，保障乡村各群体享受数字发展福利，平等获取信息的机会，平等使用技术，促进乡村共享数字红利。

三、实行城乡共治，建构一体化乡村治理模式

推进城乡一体化，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举措，也是破解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困境的关键路径之一。首先，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最基础的环节是推进城乡经济建设的融合发展。一方面要推进城乡资源的双向合理互动，着力改善乡村各类优质资源单向流入城市的现状，使得乡村各类优质资源在城乡双向合理互动中转化为经济实力。另一方面要创新城乡产业融通机制，打破城乡产业的刻板印象，以城带乡创新发展城乡一二三产业交叉互通的立体化现代产业体系，以“互联网+”模式探索新的产业发展点。其次，城乡社会事业融合发展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环节。一方面必须要使其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乡村公共服务短板的建设，重点把握城乡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的均衡发展。另一方面要推动我国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一体化发展，充分发挥国家财政在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制度的先天性优势，确保留守乡村老幼在乡村社会空心化的现状之下有所依靠。再次，城乡文化事业融合发展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又一重要环节，乡村要在现代化发展中保持自身特色，发挥乡村文化独特魅力，重塑乡村文化价值，促进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相互协调、融合发展。最后，城乡生态标准一体化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另一重要环节，必须健全城乡生态标准一体化建设，建立城乡生态违法同等处理机制，着重强调乡村良好生态环境的保护。

四、加强顶层设计，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制度优势是国家治理之中的最大优势，制度保障是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障。随着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乡村社会治理实践不断发展，认识不断深化，更需健全乡村社会治理的各项体制机制。首先是建构和创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相匹配的乡村治理体制与运作机制。因而当下的基层社会创新、乡镇体制改革、基层政法改革等都应纳入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视野中予以理解。其次是创新乡村民主自治制度，切实以制度规范各类乡村治理主体的权责范围，明确村民民主自治制度的职能和定位着手，更加注重村民合法有序参与民主决策的权力，以村务公开保障普通村民知情权，更加注重村民民主监督制度的完善，切实保障民主监督主体的权力以激发民主监督意识。最后是完善土地保障制度。作为乡村治理制度保障的核心要素，土地保障制度旨在解决农业生产用地与建设用地需求之间的矛盾，应以制度保障我国耕地红线不突破，在此基础上合理规划从保育到仓储等农耕建设用地，同时利用制度保障乡村整体布局优化以节约土地资源、实现乡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有效覆盖。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133页。   （何雅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