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健民

我居住的厦大专家公寓，门前一排的龙眼树。夏季它们已经挂果了，一串一串的果子垂到院子里，看着随手可以摘下来，却还是挂得有点高。暑假回到榕城，新学期开学回来时一看，树下满地龙眼，竟没有人去捡拾。打开院门，一脚下去，吱吱吱就踩到了好几颗。我这是遭遇到龙眼了。

每天清晨，清洁工就进院打扫龙眼，我看着有些揪心。龙眼居然如此失宠。问了几位同学：“为什么不去采？”他们说：“那多麻烦，要么得上树，要么得持竿打下。现在龙眼一斤才多少钱？”我默然。

一天早上准备去上班，看到一中年妇女手持一根竹竿，往龙眼树上拨弄半天。我看到她的竹竿上挂了一只钩子，就告诉她，钩子钩住龙眼时，必须旋转竹竿，让钩子将龙眼一整串连枝扭断。她试了下，果然奏效。

这其实是我小时候玩过的把戏。大面积采摘之后，树上稀稀落落挂着几颗没被采到的龙眼，就在长竹竿上绑住一只铁线钩子去钩它。

自古以来，龙眼好像总是被人冷落，荔枝的名气一直比龙眼要大得多。苏轼《惠州一绝》：“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此诗早已脍炙人口。历史上有咏荔枝的诗人，却少有咏龙眼的诗。当年，荔枝被唐明皇召来长安，贵妃吃了，于是就有了杜牧的那一首《过华清宫》：“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龙眼能有如此得宠么？明代李孔修对此有所感叹，写了一首《咏龙眼》：

封皮酿蜜水晶寒，

入口香生露未干。

本与荔枝同一味，

当时何不进长安？

尽管，龙眼如此“失宠”，却并没有什么起灭浮沉。犹如人生，几时归去几时休，都不过是一场“如寄”或者遭遇。李孔修之感叹，正是苏轼所说的“书无意于佳乃佳”的寓意。

为什么一颗龙眼就不足以慰风尘呢？小时候，龙眼树是我唯一能爬上去的地方，它甚至高过我的人心，以及乡亲们的目光。那时，我们家和堂叔家合着拥有一棵龙眼树，是人民公社化时就分给我们的。树相当大，长在溪边，郁郁葱葱。丰收年时，一棵树能采下二十担龙眼。小时候，我曾经在树下开出一块地种芋头，一场大水泛滥，地就被水冲垮了，但树还在，屹立不倒。前几年，我回老家时，特地到溪边看了下，树没了，不知道是啥时候被砍掉的，地上已经矗立起一座豪宅。记忆中的那棵龙眼树，还没慰我多少风尘就销声匿迹、化为乌有，不禁心里有些怅然了。

那一次，我站在已经萎缩了的溪边，呆望了许久，一直不能相信龙眼树说没就没了。人心不古，急功近利的人太多了——这可能是我当时所能想到的一个判断，但你得理解呀，不理解又能怎样？这里面一定有着什么文化认同或者文化差异——关键是你怎么去看待它。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一件T恤上印着“我往番茄酱上抹番茄酱”，可以看作是一句诗，也可以说啥都不是。后来我才明白，他所喜欢的番茄酱里面，肯定有他认定的文化认同。又有一次，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件T恤上印着“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翻白眼的女人”，有人直呼“痛快”！然而，倘若没有文化认同，它会让人遭遇到“痛快”么？

人是有境遇的，就像面对龙眼树，你看到它时是一种境遇，它消失了又是一种境遇。人在境遇之外还有境遇，就像枇杷，酸外有酸。当我面对厦大公寓门前那一排龙眼树，的确是心有所属，忽然就想起家乡那棵龙眼树。然而它最终还是消失了。时光荏苒，伸手所及要么是浮沉，要么是零落的叶子，没有什么风月宝鉴可以描绘它们的姿势，也无法追究它是如何丢失的。有时候想，也许它就落在一口忘川的枯井之中，然而它又遭遇了什么？

大千世界，有些境遇就是一场遭遇，而有些则不一定是。一先生随太太去逛店，迎面走来一个身材颜值都不错的美女。太太问：“你们男人看到这种美女是不是特别有想法？”先生说：“这个不一定，就好比你在街上看到一辆法拉利或兰博基尼，车子再好也只是看看，而当你走到自己的小破车旁边的时候，你才会不由自主地掏出钥匙。”这就是境遇，而不是遭遇，你只能去面对，不能去参与。

国庆过后，龙眼已经凋落殆尽，偶尔还有零零星星的挂果，像几只幽幽的眼睛，窥探着周围的一切，似乎有一种特别的仪式感。结果我还是与它遭遇了。这种仪式感让我不由得心头一紧：对于龙眼树来说，每一棵树都有每一棵树的仪式感，它们结果了，渐渐地有恒定的仪式；落果了，就又开始了陌生化。从现象学悬置一切判断的意义上说，我们似乎需要以一种放空的状态与它相遇，又需要以一种放空的心情去正视与它的遭遇。

去年八月底，我专程去了一位高中同学的龙眼林里采摘。田埂杂草丛生，看不清路，我一路踉踉跄跄，不胜唏嘘！人生有太多的境遇和遭遇，谁都不知道谁的去处会更好？一片龙眼林，就是一片人间草木，它如同那一抹青山绿水，有多少隐痛、多少遭遇是深于内心的？

龙眼长在树上，就像是长在我们的内心，结了，摘了，再结，再摘……不断地遭遇着，但摘不掉的还是那种不沉的搁置、眷顾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