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健民

某个晚上，一位8岁小女孩，和她的妈妈邀请我们在厦门某自助餐厅用餐。我之所以把小女孩当作本文的主角，在于她的举动促使我再一次破了我自己创造的一个纪录，也让我进一步思考了我的人生。

这个纪录说起来一点也不出彩。数年前，我曾经在泉州的一家自助餐厅，一口气吃下了八个冰淇淋球，令当时在场的朋友们面面相觑。

当我把这个经历告诉小女孩和她的妈妈时，小女孩并不感到惊讶，只是用目光瞄了我一眼，倒是她妈妈不由得一激灵打了一下冷颤。当我吃下一盘菜后，小女孩拉我到冰淇淋柜前，看着我在两只玻璃杯里各放了两个冰淇淋球。当我很快地将它们解决了之后，她跟着我又去掏了四个，我照样是速战速决了。此时天气还比较冷，八个冰淇淋一下肚，顿时就有一阵凉飕飕的感觉。我想不能再吃了，当年在泉州创造的“辉煌”，那还是天气比较热的时候。

我准备收盘了。须臾，小女孩拿走了我的一只冰淇淋杯，颠颠颠地又跑到冰淇淋柜前。她的“算法”让我有点迟疑：为什么只拿走一只杯子？是再去掏两个么？正捉摸不定时，小女孩端着那只杯子回来了。我的天，这回是满满的四个。我看着那如山峰般耸立的冰淇淋球，心想小女孩的“算法”有些奇特，这究竟属于哪一类方程？

这个“算法”让我想起在二战中的一段轶事。当时为了鼓舞士气，美国海军专门建造了一艘排水量5600吨的搭载冰淇淋制造设备的舰船——“石英”号，以此来向那些无法制造冰淇淋的船只提供冰淇淋。当时的美国海军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当船员救起落水的美军飞行员，他们可以向飞行员所在的航母换取20升左右的冰淇淋，如果救起王牌飞行员那还能换得更多。这项规定深得舰员们的好评，以至于每当有飞行员落水时，周边的舰船都会以最快的速度去抢夺飞行员。在舰员们眼里，仿佛这些落水者不是飞行员，而是会动的冰淇淋。而有些空军飞行员则更有创意，他们将装有冰淇淋原浆的铁桶装在战斗机上，然后飞向高空，通过高空的冷空气进行制冷来制作冰淇淋。士兵们对冰淇淋的喜爱由此可见一斑。也许，在经历了战火的考验之后，没有什么能比一份冰淇淋更能抚慰战士的心灵吧。

在二战中，美军还有一件关于冰淇淋的趣闻。1942年，美军的“列克星敦”号航母遭到日军攻击，在船长下达弃船的命令后，一些士兵冒着生命危险前往冷库，将冰淇淋用钢盔盛着吃，直到吃光后才选择弃船逃生。能在生死关头大吃冰淇淋，想必这就是传说中的骨灰级吃货吧。

那天，我本想告诉小女孩这些逸闻趣事，后来放弃了，因为我不算是骨灰级的冰淇淋吃货。要是她知道了这些，大概率是会把冰淇淋柜里的那几只大桶全端到我的餐桌上。小女孩依偎在她妈妈怀里，看着我把那座如山般的“尤物”一口接一口地蚕食鲸吞了之后，才发出了一阵狂笑。

她的笑声有点甜，然而很纯粹。这种纯粹是不能用什么标准去衡量的。我看着小女孩，突然就怀想了20世纪80年代。那个年代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但是那个年轻、纯粹、真诚，富有朝气，充溢理想主义的年代，想起来还真是痛快淋漓。小女孩的妈妈跟我女儿的年龄相仿，都出生于那个年代。

那是个宽松的年代，也是一个并不成熟的时代，它纯粹、激情、率真，精神活跃，富有朝气。那时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穿越世界的声音。那个年代，任性的顾城戴着帽子，眼神青涩地写下了《一代人》：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当时，在厦门某工厂焊灯泡的舒婷，读到了这首诗，情绪激动，不能自已，说是受到了八级地震。而她自己写的那首《致橡树》，让大学时代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情不自禁给我打了个电话：“这诗怎么写的？太特别了。”

那个年代，一本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可以卖到50万册。一个小伙子揣着一本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就谈成了恋爱。那个年代，崔健的一首《从头再来》，让人无法释怀：

那烟盒中的云彩

那酒杯中的大海

统统装进我空空的胸怀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纯粹，已经纯得不能再纯了。当然，那个年代的纯粹也包含着纯真，那就是汪国真、席慕蓉大行其道。有个大学男生下课时扭扭捏捏地朗诵了汪国真的《热爱生命》：“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紧接着一位女生高声朗读：“啊，秋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结果，另一个男生站了起来，悠悠朗诵了这么两句：“粉红的战栗是水的味道，你眼中的烟囱奔跑如马”，教室里顿时屏息了，随后就爆发出一片雷鸣般的掌声。

冰淇淋吃完了，小女孩跑到我跟前，看着我的手机。我当时正在写这么一句话：人活在现实中，现实是什么样子，人也就活成什么样子——这是福柯的理论——小女孩也许不知道我写的是什么，但是她那纯真的眼神，让我想起了她妈妈像她这个年纪的那个年代的纯粹。

说实在的，那个晚上的十二个冰淇淋球对我来说，仅仅是自己给自己破了一次纪录——其实那终究算不了什么。当小女孩最后端来四个冰淇淋球时，我甚至想到在她那纯粹的眼神里，会有什么样的动静能“搅得周天寒彻”（鲁迅语）。结果没有，小女孩非常平静。是呀，我们这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少、正年轻——譬如这位小女孩。她最后给我的四个冰淇淋球，不自觉地让我做了一次加法，让我从八个冰淇淋球增加到了十二个；然而，我依然清醒地意识到了一种说法——这也就是《阿甘正传》里那句十分通透的台词：我觉得成熟不是越来越宽容，什么都能接受；相反，应该是一个逐渐淘汰的过程，知道什么对我最重要，什么不重要，然后做一个简单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