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有三位大师相继去世，即东方学大师季羡林、图书学大师任继愈、收藏文化大师王世襄。季羡林见过一次面，宽额、凸颧、方脸，让人感觉他天生就是智慧老人。他和一位学者交谈，我听不懂。出来时我说：“凭他那脑袋与众不同，确实能装下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德文、英文等”，陪同我的学者也点头称是。听过任继愈一次报告，地点在中央警卫团礼堂，我坐第四排中位置，看他形象清清楚楚，头发没有白，脸上象刀刻入的皱纹，一副秀琅宽边眼镜。报告主题是青年人要立志，要做学问。语言并不夸张，有板有眼，掷地有声，让人信服。还有就是在2009年11月28日逝世的王世襄，没有见过面，但我用不短时间研究过他的文化学术。三位大师相继离世，让文化界一波又一波地引起振憾，涌动起一阵痛惜的波澜。我都想写些什么，又都起了标题，开了头，一段二段地写着，又都掷笔作罢。现在我还想光写王世襄先生，原因有三，一是他祖藉福州，是我们的老乡，二是读他的学术文章多，三是他与仙游的竹刻工艺师王新明有过较深的往来，对王新明的圆雕艺术有过难得的推介，也说了不少有关莆田、仙游文化艺术方面的赞语，弥足珍贵，意义不同寻常。
2004年夏季一天，我应仙游旅游局李局长的邀请，专程去了仙游的坝下村。看了一家又一家竹木工艺雕刻企业和劳动工场，看了各家展示的木竹工艺雕刻品，所受到的感动至今尚未能淡忘。有三个深刻的想不到：一是坝下村集中了那么多的竹木雕企业，且具有那么大的生产规模；二是那里的雕刻艺术品实在不同凡响，具有那么深刻的文化内涵；三是已经名声在外，引起那么多政界、文化艺术界有影响性人物的关注和重视。我们在王新明先生的工作室坐定后，看到其墙上有两块王世襄题名的匾额，一幅为“镂竻居”，一幅为“仙游竹木人家”；王新明先生拿出一本《锦灰堆·三集》书籍，还有一大迭王世襄先生的钢笔书写文字稿。对展示柜王新明的竹雕艺术，我只觉得美，但作为外行说不出道道。但对王世襄先生能这般关注青睐王新明，这对我相当有刺激。其实我在全国著名刊物《收藏家》（1994年第一期）中读过王世襄先生推介王新明的文章，今天与现实中王新明对上号。这位农家出身的年轻工艺师，不事张扬，他说王世襄主动写信、打电话与他联系时，他还以为是拉赞助、捞有偿新闻的文化掮客，加以冷淡。后来才知道是一位年已九十高龄的国宝级大师，纯粹出于对竹雕工艺的关爱才“不耻下问”的。王老先生晚年深居简出，不要说一般的工艺人，就是首都大家媒体的名记者，要想采访也常吃闭门羹的。（未完待续）（陈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