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方志记载看宋代莆田科考的兴盛

四、地方吏民重教兴学是莆田科举鼎盛最重要的因素。

在以文教立国的宋代，教育的发展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莆田教育的发展既是当地经济文化发展的结果，同时也对当地文化水平的提升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并最终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起间接的推动作用。这种良性互动的结果形成了兴化具有广泛浓厚的重教兴学风气，即有规模壮观的官学（军学、县学）和遍地林立的私学（书堂、书院）。

北宋在经历了“庆历兴学”、“熙宁元丰兴学”和“崇宁兴学”等三次兴学运动后，基本上确立了州（府军）、县二级官办教育体系。但兴化军早在第一次兴学运动（庆历年间，1041-1048）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军学和县学（998-1002年）的二级教育网络，这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是少见的。官办学校“制度宏伟、雄冠一时”[19] ，出现了“学宫壮伟 ，甲于闽郡”[20]的动人局面。办学高峰时期，军学校舍有480余间 [21] ，参加兴化军贡试的学子多达近7000人 [22]。办学经费，“视他州为盛”。[23]这与当时各地官学屡兴屡废的现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官学实际上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集教学、督学、举试、藏书、教化于一身的文化教育中心。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自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至南宋德祐二年（1276），在兴化建军近300年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许许多多重教兴学的知军、知县和尉官。他们在宦海生涯中重视地方教育，关心地方教育，扶持地方教育的种种善举，给后人留下了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如陈执方任知军时，“学舍弊小，文无籍，公至则新而大之，为之讲书”。[24]姚康朝任职时，“郡初无贡院，康朝为相地于军治之西”。知军汪作砺“尝葺军学”。杨梦信任职时间虽只有一年，却能礼贤下士，“简淡清苦，未尝一毫妄取妄费，而独拳拳于学校。尝捐公帑钱六十万，赎学田之入于巨室者”。知军张友“修学校，割废刹田租三百斛以佐学廪。郡人德之，绘其像于学宫祀焉”[25]等等。

尽管官办学校规模宏伟，雄冠一时，但对“儒风特盛”[26]的兴化军来说，这只是一方面，而更广泛、深厚的科举文化则根植于民间的私学教育中。

在莆田，民办教育具有悠久的历史。到了宋代，书堂、书院之盛冠于全闽，或称精舍、或称草堂，或称义塾，或称学馆，皆由名儒讲学授业。据方志记载，宋代兴化规模较大、影响较远的书堂书院就达30所之多。莆田士人把教书育人视为神圣职业，以献身教育为荣。他们或功成身退，以教书为乐事；或无意仕途，终身以育人为业；或科举失意，转而讲授学问；或迫于生计，而受聘为师。涌现出如杨在尧、林迪、茅知至、林光朝、郑樵、郑厚、林立之、林彖、宋藻、黄补、黄绩、陈宓等一大批教育名家。甚至连外地名士如朱熹等都前来兴化讲学授徒，“凡三至焉，趋风承教之士不少”。[27]

民间办学的这种优良传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并转化为社会风气。书声琅琅，书香飘逸，“三家两书堂”[28]“自井邑而达于田野，涌之声远迩相闻”，[29]“市井田亩之徒，悉能识书、画、字”，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民办教育之普及，为四方学子缅然而起，一心向学，进取科第，提供了良好的客观环境。
此外，宋代兴化教育如此发达，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亮点，那就是捐资办学蔚然成风。如咸平元年(998)方仪、陈翊等诸生带头捐资30缗，创办兴化军学，这是史籍记载的莆田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集资办学。[30]随后，捐资办学的邑人层出不穷,并成为时尚,甚至连穷人寡妇也以兴学为荣。可以说，遍布兴化大地各个角落的众多私学都是由莆人节衣缩食而创办的。如林国钧“尝建红泉义学，延族子光朝为师，置义田以赡四方从学者，由是红泉东井之学，闻天下“[31]黄间筑上林义斋，“聚四方英俊，立有五规”为办学宗旨[32]；寡妇黄氏“倾家资创义斋，聘名师教族里子弟”[33]。这些生动的例子不胜枚举。

上述史实表明，地方上的官员和百姓为了本地的文化、教育和政治利益，都十分注重教育事业，力图使乡里子弟有更多的受教育的机会，然后参加科举考试步入仕途，从而达到提高本地区政治经济地位之目的。 （未完待续）（林祖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