荔城，若要寻找能体现地方特色兼历史文化品位的标志性建筑物，怕是非谯楼莫属了。在当今沸沸扬扬的全国性城建热潮中，一伙号称“建筑师”的人，在国中大兴建筑物的“克隆”之风，致使城乡建设出现“村镇抄县城，县城抄省会，省会抄京都，京都抄西洋”的局面，到处是似曾相识的面孔，使城市丧失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荔城也不例外，这里的一幢新楼，一条新街，你很容易在涵江或仙游找到他的“孪生兄弟”。对此，国中一些真正称得上“建筑大师”者无不痛心地指出，此种手法使中国辉煌灿烂的建筑史画卷，出现了苍白无力的“断裂带”。
面对这股样式趋同、风格单调、不中不洋的建筑潮流，谯楼虽然难免陷于现代高楼的挤压之中，但仍以其独特的构建、古朴雄健的形象坚定地镇守荔城中枢之位，实为难能可贵，令人感到欣慰。
从世界建筑史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现象：大凡历史上，只有政治权力和宗教势力才是建筑的推动力。现存众多的各式古代皇宫、寺庙、教堂便是实证。一千多年前，古谯楼作为当时朝廷新设立的“兴化军”治所而兴建的子城门楼，无疑是个货真价实的官家工程，成为政治权力的一种象征。而他历经千年历史风云洗礼之后，仍能以其巍峨厚重的胴体和雄健庄严的气势，从容地与当代的钢筋水泥为骨架的高楼大厦抗争，可以想象当年城楼的雄姿和气派，会是怎样地令荔城子民们膜拜和折服！今天，我们则透过谯楼的浩大工程、精巧设计和经久的效用，看到壶兰儿女的聪明才智与巨大的创造力，看到他们筚路蓝缕开发南北洋所积聚的厚实经济基础。同时激发人们找寻他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和文化韵味的强烈愿望。
需要强调的是，以兴化平原为主体的莆阳大地，正是从宋代“兴化军”开始了一种新的行政建制，该制基本上是以讲一种夹带着不少中原古音的独特语言的兴化人，首次生活在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政管理架构之中。其强大的聚合力和生命力，还可以从八十年代初莆田市诞生的事件中再次得到验证。谯楼历史文化渊源之悠远，影响之深刻，由此可见一斑。
难怪，谯楼总能引来各方人士接步登临，或饱览山川之秀美，或追念世事之沧桑，或品味人文之醇厚，或抒发人生之感念。其人，或高洁忠贞，或刚正豪迈，或谨慎深沉，或闲雅谦恭，自然也不乏骄横奸诈、懦弱卑躬之徒；其情，或苍凉悲壮，或欣喜快慰，或羞怒惊恐，或哀怨愁苦，更有豪情激情、衷情柔情与薄情痴情hellip;hellip;，并留下诸多咏楼佳作名篇。
大约二百年前的清代嘉庆年间，一位儒生模样的青年在谯楼前流连一番后，拾级登楼，凭栏眺望，不禁心潮生波，诗思涌起，口占七律一首：
岑楼作镇仰巍峨，百里莆阳竟若何！
郑白渠开原野沃，崔卢族聚故家多。
青山有日回佳气，绿水终年障巨波。
此会登临聊极目，能无长啸发高歌！
这是一首典型的状景、叙事与述怀的诗作，题为《登谯楼》。作者陈池养，字子龙，系清代嘉庆年间的一名进士。他十九岁中举，二十一岁通过礼部会试成为进士，后派任今河北省地区的武邑、隆平、平乡、枣强、元氏、河间等县知县和冀州、景州、深州等郡知州，任上能体恤民情，为民请命，政声颇佳，可谓青年得志，仕途风顺。三十二岁时奔丧归里，从此不再复出。他居家数十载，除曾短期主持仙游金石、莆田兴安以及厦门玉屏诸书院讲席，扶持教育事业外，绝大多数时间是马不停蹄地辗转奔波于南北洋平原，主持兴修众多的水利工程。见于志书记载的，自其归里的第三年起，一气干了二十七个年头，工程一个接一个，大大小小做了近五十个项目，差不多每年做两个项目。计陂有木兰、太平（萩芦溪上游）、南安（萩芦溪下游）、使华（泗华）等，堤有东角遮浪、延寿、桥兜、下江头、航头等，沟渠有木兰溪分流渠、延寿溪径流渠、涵江渠、城壕渠和南洋三渠等，以及一批陡门、涵洞、河桥等配套项目，其艰辛劳苦可想而知。及至花甲年华，因体力所限，则潜心编撰《莆阳水利志》，总结历年治水经验，汇集有关治水资料，表彰历代治水功臣，计四卷一十六万字，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性和实用性的地理学与水利学专著，堪称莆田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水利专家。他在志中不惜笔墨专题立传颂扬历代治水功臣，唯独不着自己一字，其品格之高洁可见一斑。他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老黄牛，默默无闻地为莆田的水利事业、经济发展及文教鼎盛而埋头耕耘，贡献了毕生精力。我们由此解读这位秀才当年登临谯楼时“长啸高歌”的兴奋心情，他的“郑白渠开原野沃，崔卢族聚故家多”联句，决非什么书生意气，空头议论，而是借典表述早已立下的报效故土之志，并为此毅然不惜弃官治水，为营造莆阳百里沃野而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在莆田的“进士谱”中，陈池养乃是一位颇具个性、德绩双馨却不为今人所熟悉的“技术官员”，其功浩大，其风可范，愿莆田地方史家们不吝笔墨，多加宣扬，以告慰先贤，勉励后人。
“万古东南多壮观，百年豪杰几登临”。千百年来，谯楼不知迎来了多少陈池养这样的有志有为之士，登高望远，抒怀壮志，辞别故土，奋然前行。谯楼总是像个慈祥的长者，以其良好的祝愿，为莆阳儿女的远行创业壮色hellip;hellip; （阮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