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重刊兴化府志》卷之三十一记载，庆历新政(1043-1045）以后，蔡襄向宋仁宗递上《奏复五塘剳子》。文章说，“莆田县有陂塘五所，胜寿、西冲、泰和、屯前、东塘，自来积水灌注塘下沿海咸地一千馀顷为田，约八千余家耕种为业。大中祥符（1008-1016）年中，有百姓陈清等陈状，于萩芦陂开渠引水，灌注塘下民田，却决去五所陂塘，以地为田，官司妨碍，不与检给。天圣（1023-1031）年中，陈潭知军日，其陈清却与官户形势计会，同共请塘内地土，州县徇私曲理，先次给却屯前、泰和、东塘陂塘三所，去水为田，旧日仰塘水灌注之地尽皆焦旱。百姓争讼，州县一向抑迫不与申理。至李余庆知军日，陈清又请胜寿、西冲二塘为田，其时不与检给。宝元（1038-1040）年中汪随政内徇私顺情，一向检给，科率产钱供输赋税”。其结果，“自决去五所陂塘以来，沿海咸地止仰天雨，有种无收，州县多是不与放免税赋，是致人户逃移”。
上面这些记载告诉我们，在庆历新政以前，莆田县农田水利建设不仅得不到重视，而且连已有的陂塘都遭到破坏。例如胜寿塘，是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建造的，有好几百年经济效益，但是到宋初时却被废之为田。州县面对民生熟视无睹，麻木不仁，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农民的利益，结果导致许多人家背乡离井，逃移他乡。直至庆历三年秋旱，官府才“放产税例及九分”。
有比较才能鉴别。蔡襄说：“窃缘旧作陂塘，灌田一千余顷，济活八千余家。及决塘为田以来，收得塘内田一百余顷，丰赡官势户三十余家，又年年雨水不充，放却赋税至多。”这就是说，庆历新政以后，老百姓生活得到关心，雨水不足时，就要减免赋税。8000多户和30多户，孰轻孰重，也就清楚了。所以，通过比较之后，他说：“若以民间利害，即贫困却八千余家，止丰赡得官户得官户三十余家；若以官中租赋，即每年蠲放千顷租赋，只得百顷租赋，其为利害公私灼然。”从中可以看出，过去那些父母官就没有去认真算好这笔账，所以，他们是糊涂官，做成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蔡襄为家乡老百姓做了好事。弘治志卷之五十三说：“祥符中，民陈清等侵占为田。庆历中，蔡襄尝奏复五塘。”
据《长编》卷143的《答手诏条陈十事》记载，庆历三年（1043）九月，范仲淹出任宰相，提出十大政。“六曰厚农桑”，要重视农业、手工业，发展生产，以纠正“国家不务农桑，粟帛常贵”现状。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讲究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
十大政实行以后，宋朝中期的改革不断深入，“厚农桑”成了许多人的共识，讲究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成为了官民的共同行动。蔡襄奏复五塘正是在这样情况下进行的。其后，谁要是坑农民、害农民，那就有人管了！
庆历新政以后，莆田水利工程建设得到了加强。蔡襄奏复五塘说明了这一点，宋仁宗嘉佑中（1056-1063）兴化知军刘谔创建太平陂也说明了这一点。
据弘治志卷之五十三记载，太平陂又名太和陂，灌兴教、延寿二里田七百顷。“按古兴化县有萩芦溪，其流甚长，谔址石溪流，堰为陂，深二丈，阔二十丈。水色紺碧，溪源演迤。乃作圳，引而南注。圳沿山而行，皆用石彻理。遇山壑断处，乃作砥柱，联驾石船而飞渡之其势磬折蛇行二十余里。及入境，乃分为上下二圳。上圳得水七分，以灌兴教、延寿二里高仰田土；下圳得水三分，专灌兴教、吴塘、漏头等处平洋田土。初，陂未作，民赖胜寿塘、太和塘、西冲塘、屯前塘、东塘以资灌溉。祥符中，民陈清等侵占为田。庆历中，蔡襄尝复五塘。及谔太平陂成，而太和塘、东塘、屯前塘竟废为田。熙宁中（1068-1077年）官令分太和田以偿谔之陂作，而籍其余及东塘、屯前塘田。为陂之修防计，设陂首一人，陂干一人，甲头二人，长工二人，各有食田；其长工食直，则取给于陂首。”与此同时，还肯定刘谔的历史功绩，“拨大塘田酬公陂作，立庙于陂侧，至今呼为太和庙，其陂为太和陂云。”
据《游洋志》卷之三记载，宋仁宗在位期间（1023-1063），兴化军兴化县先后有两位受到人民群众好评的知县。 许世昌，庆历六年（1046）来宰斯邑。爱民如子。其有笞杖之刑，亦只示辱而已。且清白自持，但饮邑中一水，馀无所取。百姓比于召信臣。
张彦博，嘉佑二年（1057）宰斯邑。有雷厉风行的之风，有宽厚待人之量。老百姓一旦犯法，不用审问，不用动刑具，所犯的罪行就会一清二楚；老百姓也无不佩服他办事效率高。所以，县令梅泽在堂壁上题词：“由太平以至元丰，历百馀年，临是邦者惟闻许公世昌、张公彦博仅称贤令焉。”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兴化置县；到了宋神宗元丰时（1078-1085）恰恰经历百馀年。
蔡襄奏复五塘、 刘谔创建太平陂和许世昌、张彦博两贤令受到兴化县老百姓好评的事绩说明，庆历新政以后官风大有改善，重视农田水利建设，为社会兴利除弊者多。这就又一次说明庆历新政不是失败了，而是实实在在胜利了，好人好事层出不穷。 （林劲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