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漈草堂郑樵雕像 圣木/摄

三赴临安 献书朝廷
时秦桧当国，朝政腐败，私家修史被视为违法行为，邑人大魁黄公度就是因言欲修山林野史而被罢职。郑樵著述，显然面临很大风险。为此，自绍兴十五年（1145）起，郑樵先后三次赴临安献书，既以学术报国，亦希冀得到朝廷认可，以避私家修史的罪祸，[3]并期望能进入国家馆库观阅秘藏典籍。
当年五月，四十五岁的郑樵携带已成书的五十种著作，赴临安向朝廷献书，受到宋高宗“嘉叹”，这批书于岁末收入馆藏。翌年七月，朝廷诏天下献书，并立定献书赏格，同郑樵的献书不无关系。
不幸，郑樵弟郑槱与长子郑惕相继病逝。郑樵惟与史著形影相吊。他忍痛修史，完成计划的校雠、目录等多种著作，又按秘书省所颁发的《阙书目录》，汇集成《求书阙记》七卷、《求书外记》十卷，并总汇天下古今书籍（书目）为《群书会记》三十六卷。郑樵与史著相依为命。他担心自己忽遭不幸，致使此书、此身俱填沟壑，不但有负平生，亦有负于天下。于是，日以继夜缮写所修精华，凡十八韵、一百四十卷，于绍兴十七年十一月，带病携书，徒步二千里，再赴临安献书。
郑樵先是致书宰相秦桧，表明自己修志之志，请求避免以修私史之名招致之祸。他说明自己依据司马迁会通修史（即修通史）之法，希望朝廷给予闲职，借以资助其完成修史宏愿。又上书宋高宗，述说自己立志苦学，深居山林三十年、著书立说的经历与成果。恳求圣览，望赐睿旨，允许料理余书，继续上进。翌年（绍兴十八年）二月，时掌修史事务的经筵官秦熺（秦桧之子），上奏举荐郑樵为右迪功郎（一说同时赐进士出身），对郑樵的上书作了回应。但郑樵毅然辞谢。他献书归来后，回草堂励学授徒，以毕其志。四方从之者二百余人。
宋高宗绍兴十九年（1149），诏令将郑樵献的书收藏秘府。
当时，郑樵已经名闻天下。中兴名相李纲、赵鼎、张浚等，无不待之以礼，每闻郑樵新著一书，即命抄录带回。卿士大夫、川闾乡党亦皆以师尊之。浙江永嘉人邱铎，辞谢两名朝臣的优位之荐，宁愿往兴化随从郑樵治学，后转为莆田县令。来闽任职的省官、部使者，也必登门问候。郑樵未尝沽名钓誉，惟务著书。部使者三举孝廉，二举遗逸，郑樵俱辞不就。
绍兴二十七年（1157），侍讲王纶、贺允中等推荐郑樵撰述益多，必有补治道，望赐召对，验其所学，果有可取，依前例授官，使学者有所激劝。高宗从之，命郑樵赴临安。秦桧当国时，朝廷二十余年不聘儒士。时秦桧已死，高宗特诏郑樵，时论翕然称快。
绍兴二十八年（1158）二月，五十五岁的郑樵奉诏赴临安，宋高宗于便殿召见郑樵。
郑樵奏言：“臣处山林三十余年，讨论（研究、评论）古今典籍，修而成书，分十类。一曰小学（文字、训诂、音韵）类，二曰经旨类，三曰礼类，四曰乐类，五曰校雠类，六曰谱系类，七曰天文类，八曰地理类，九曰名物类，十曰方书类。其献上五十种，皆已成之书。其未成之书，臣取历代史籍，始自三皇，终于五季，通修为一书，名曰《通志》。参用（司）马迁之体，而异马迁之法。谨摭其要览，名曰《修史大例》。并已成之书，稍多不能辨。今有目录一篇，名曰《夹漈书目》。”
高宗嘉纳之，并问：“《资治通鉴》详本太繁，节本太简，安得繁简适中，便于观览？”又问：“司马迁《史记》，囊括一书，功在十表。如何学者不知用心？”郑樵奏言：“学者以《通鉴》并于《六经》，老师宿儒，不能议其得失。班固《汉书》去（司马）迁未远，已不能明《十表》，后生晚进，安得其津涯（到达彼岸）？良由天纵之知，不沿移习而得。”
于是，郑樵论列班固以来，断代为史，皆失班彪（班固父）、马迁制作之义，又失孔子代损益相因之理。高宗曰：“闻卿名久矣！敷陈古学，自成一家，恨见卿之晚！”时引对（问答）已三班漏下数刻，郑樵请退。高宗曰：“见卿议论高远，使朕自然忘倦。”郑樵力乞还山，曰：“臣麋鹿之性，终爱山林。”高宗曰：“当俟朕有以处之。”遂授郑樵右迪功郎（宋代授予初次与官而未仕者的低级官衔，从九品）、礼、兵部架阁文学（掌礼、兵部的帐籍、文案事务）。[4]所著史书，由官府供给纸笔，令修改撰写后进呈。郑樵再次推辞，于是改任潭州（今湖南长沙）南岳庙监，回家论著。深宫高皇与山林布衣漏夜引对，成为一时盛事，四海传闻。朝廷还准许郑樵至秘书省三馆借书观阅，因受到朝士的歧视，郑樵心颇不乐。
郑樵衔命回莆后，全力以赴《通志》的撰写。他置身深山虚谷，远离人烟，书册之劳，皆自手出，历时三年，鬓雪垂垂，几陨余生，终于完成二百卷、近七百万字的《通志》著述工程，[5]何其壮哉！
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月，年近花甲的郑樵，携巨帙《通志》，跋涉二千里抵临安献书。时金兵再度南侵，宋高宗离临安去建康（今江苏南京），郑樵未得召见，进《上殿〈通志〉表》。朝廷授予枢密院编修官，遂留守临安。明年二月，高宗回临安。三月初七日，命郑樵缴进《通志》。不幸，郑樵积劳成疾，已病数日，卒于高宗命下之日，终年五十七岁。
郡志称，“海内之士，知与不知，皆为痛惜。太学生三百人，为文以祭。归正之人，感先生德，莫不惜哭之。”[6]
史界大师 盖世典籍
郑樵是中国古代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他自少时立志苦学，深居山林，励志著述，著书千卷。所作《通志》规模宏伟，上自三皇，下至五代，洋洋二百卷，近七百万言。是继史圣司马迁《史记》之后，又一部纪传体通史巨制。从而确立他在我国史学史上的大师地位。当代史学家吕振羽赋诗赞云：“史通莆郑着新编，门类略析脉络全。食货艺文颠主次，古今通变叙禅缘。敢提疑伪同知己，忍摭传闻近史迁。未若船山阐理势，广搜博引仰莆田。”
《通志》全书体例有：《本纪》、《列传》、《年谱》（即年表）、《略》（即《志》）、《世家》以及《载记》。上起三皇，大部分内容下限到五代。全书精华在二十《略》，书前的《总序》以及各略的《序》均是力作，是其史学思想的精华所在。
郑樵对史学研究著述，主张“会通”，认为历史是个因依相关的过程，写史不能割断历史的前后联系。他反对用天命观曲解历史，认为用天人感应的灾异解说人事历史，是“欺天之学”、“妖学”。人间祸福与天象变化并无必然的联系；他反对以“春秋”笔法写史。认为字字褒贬的春秋笔法，是“欺人之学”，是“妄学”。写史不能任情褒贬，而要写清史实，让后人了解史事，作出评价。历朝史书所谓“贼”、“寇”、“索虏”、“岛夷”，都是错误的；他认为历史是“实学”，写史、治学应讲求实用，否则就是空疏之学，是“从事语言之末，而非实学也”。史书应记载“国之大典”材料，并强调要重视谱（表）、图，注意运用金石资料；他主张以类例的方法研究学问。不是简单的分类，而是在弄清学术源流的基础上确定类例。
总之，郑樵的史学观，充满了勇于批判、开拓创新的精神。这正是他取得突出成就的精神支柱。郑樵治学道路宽广，举凡书目、校雠、音韵、文字、金石等领域，均有可观成就，从而为其“通百家之学”，撰写《通志》巨典奠定了基础。
郑樵的治学途径与方法亦很独特。他励志自学，读书同时注意观察自然现象，力主使儒生与农圃人的知识结合，获取真知。郑樵苦学治史，五十年如一日，坚韧不拔；国难当头，不忘献身报国；平生沽淡好施，关怀家乡建设，惠泽民生，淡薄名利。无不体现士族精英修身养志、报效国家的夙愿。
清代著名的史学家章学诚云：“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若郑氏《通志》，卓识明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辨名正物，诸子之意，寓于史裁，终为不朽之业矣！”（7）梁启超称，“史界之有郑樵，若光芒竟天之一彗星焉！”[8] （续完）
[3]郑樵《上宰相书》云：“樵虽林下野人，而言句散落人间，往往家藏而户有。虽鸡林无贸易之价，而乡校有讽诵之童。凡有文字属思之间，已为人所知；未终篇之间，已为人所传。 况三十年著书，十年搜访图书，竹头木屑之积，亦云多矣，将欲一旦而用之可也。呜呼，术业难成，风波易起，深恐传者之误，谓擅修国史，将无容焉。”（《夹漈遗稿》卷二）[4]明·周华《游洋志》（《福建兴化县志》）卷四《儒林传》。[5]郑樵《上殿〈通志〉表》（周华《游洋志》卷六《撰述》）。[6]周华《游洋志》郑樵传。归正人，指自金人占领区返宋遗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