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宪俊秀

——莆阳尚书风华（二）

三曰：由表及里，力求治本。彭韶执法，并非就事论事，案结辄止。他善于由表及里，推究本源，以期从根本上加以治理。

孝宗弘治初，召彭韶为刑部右侍郎。时浙江嘉兴百户（卫所军官）陈辅犯私盐罪事发叛乱，攻掠府城，遁入太湖。彭韶以风力之臣受命前往平叛，追缉陈辅部众，劾罢守臣，治安遂定。适户部奏言两浙盐法久坏，遂命彭韶以本官兼左佥都御史留浙治理盐政。彭韶早夜讲究利病所在，认为浙西因通舟楫，盐利多于浙东，而浙东则对盐户强行摊征税物，以致税负过重。于是奏请调整盐课政策，对历年旧欠，视其年限久近酌情减免，复减处州（今浙江宁波）等地课额，事毕还朝后，又画八图进呈盐户晒淋、煎熬、折阅（低价出售）、倍征（加倍征税）之状，加深朝廷对煮海盐民贫苦生活的了解与同情，户部复议通过并作为定例，为孝宗所采纳。彭韶正是通过减免盐民税负，增加收入，力图从根本上促进社会安定。其识深矣！

弘治五年，彭韶以刑部审理百户谢原踢人致死案为据，疏言军民利病。认为管军何三因脱逃不还工钱，被谢原脚踢身死，命案虽与世情艰难、财重命轻有关，实乃营造昌国公张峦之墓引发。他尖锐指出：“今修皇亲昌国公张峦坟墓，比诸往年勋戚之家相去悬绝，凡百制度多为宏壮。差官领军万数，轮流上工，计年不足，恐非人臣所敢当计。执役官军畏惧箠楚（杖罪），不得已出钱雇役，中间贫乏者随上随逃，而管军、工官又复请增员，前后辗转，不得休息，岂能无怨言者哉？”彭韶又据所问东安县知县朱华被告违例差役陵户案，指出：顺天府所属州县，正役颇易应当，杂差实为浩瀚。其丁多殷实之家，往往投充陵庙、坟户及勇士、校尉等役，以避民差，致将现户重叠加役，富者累穷，贫者逃窜，村里萧条，人无生意。建议将张峦坟墓减去工程，依式修造，俾得早完，并将陵户等役优免事例酌量定夺，以便遵守。“推以及彼，由近及远，何患军民之不安哉？”彭韶此议，亦是着眼根本，釜底抽薪，压缩皇家工程规模，减轻军民劳役负担，扭转官民、军民关系紧张状况，以促进社会治安。史志称彭韶“谨于守法，而亦尝有法外之意”，正是其执法高明深远之处。

纵观彭韶仕途，由刑部主事直至本部尚书，政绩显赫，官声远播。郡志称其“莅官忠诚恳至。在外台，则务平冤滞、剔奸蠹、敦风俗、恤民隐（苦）；在内台，则谨于守法，不为利疚，不为势回，而亦常有法外之意。”应当指出，彭韶虽执刑宪之剑，然非嗜刑好罚的冷面杀手。他遵循儒家法制本义，务求明慎而以忠恕为本。尝言“刑以弼教（辅佐教化），使之畏威远罪，导之以善耳。”遇有骨肉相残者，辄忧形于色，曰：“是吾之刑罚，不足以止奸也。”足见其并非嗜刑成性、刑罚至上，而是视刑法为教化之辅助手段，使为善者有所恃，为恶者有所惧，终以导民远罪从善为目的。可谓深得先贤法理之本义也。

彭韶居官，谠言正色，秉节无私，为平民百姓所拥戴。明代莆阳名臣宋端仪，在追记彭韶生平事迹时称：“在官守，处事精明，驭吏严整，事无巨细，必身亲视。国事如已事，视民病如在已身，贯彻于上下。所至如春风，和气著物，随所遇无不发生。立朝直前无所畏缩，忠义激□，不以祸福婴怀。谠言至讣，所以开上心、拯时□，别白是非邪正，排奸佞而触貂珰（宦官别称），务使为善者有所恃，为恶者有所惧。暮年名德益尊，上则九重知之愈深，下则贤士大夫望之愈重，以至行旅走卒，亦皆知其名。”

公平乃司法之魂。然在古代封建君主专制下，不过是儒家先圣们的政治理想而已。彭韶谨于守法，既为儒家政治信念及自身道德力量所支使，亦有赖于帝王的某些政治开明。明孝宗朱祐樘作为欲有作为的开明之君，使彭韶这样的士族精英，能够登上尚书之座，才华亦有所发挥，一些案件得以较为公正处置，但终不可突破皇族利益集团之底线。彭韶一生守法不挠，因之屡次忤旨，两下牢狱，一度贬官，其仕途升迁风波，恰是皇朝正义与邪恶斗争，力量此消彼长之反映。其晚年连疏请退，既有家庭连遭变故之因，更为其守法为贵戚近臣所疾，致其素志不能尽行。可见，封建时代之执法“青天”，虽为广大百姓所拥戴，却为朝中奸佞所不容。法制之公平正义，历来是社会的热点话题。毫无疑问，道路十分漫长、曲折。需要后人发扬彭韶无私无畏、守法不挠的献身精神，更有赖于法治体制的根本革新。 （续完）（阮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