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漈访古

郑樵（1104-1162年），字渔仲，自号“溪西遗民”，世称“夹漈先生”。他是宋代伟大的史学家，也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文化名人。值郑樵诞辰905周年之际，笔者实地走访，查阅有关史料，深感郑樵著述之丰、治学之严、持志之恒，的确可歌可泣。

著作等身 旷世奇才

当年郑樵隐居山林，30年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可惜大多散佚，至今可考者还有65部830余卷，计600余万字。其《通志》是集郑樵学术大成的巨著，共200卷，500余万字，堪称是部百科全书性质的鸿篇巨制。
《通志》被史界誉为是继西汉司马迁《史记》后的又一部记传体通史巨著，与唐朝杜佑《通典》、南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合称“三通”，又与唐朝刘知几《史通》、清朝章学诚《文史通义》合称“史学三书”。

史界认为《通志》反映了郑樵在经学、史学、语言学、文字学、目录学、博物学等方面的突出成就，历来备受好评。宋末陆游称他“好识博古，诚佳士也”。明代黄仲昭赞“博学无前”。清代章学诚赞“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侵其先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近代史学大师梁启超更盛赞“史界之有郑樵，若光芒竞天一彗星焉”。英国史家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书中提到：《通志》有“大量的科学内容，应该加以认识”，肯定其世界性影响。

严谨治学 务求真谛

郑樵治学范围极广，贵在实学、善考察分析批判，能务实求真。他说“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会通之义大哉”。他强调的学术思想，就是要用全面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进行科学的辨析，“集天下之书的一书”，即融会贯通天下学说而自成一家之言。这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学术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郑樵重实地调查考察，他认为“乃若天文、地理、车舆、器服、草木、虫鱼、鸟兽之名，不学问，虽读千回万复，亦无由识也”。这里“学问”即指实地调查考察，他这样说，也这样做。为研究昆虫草木鸟兽等自然科学，他“与田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为学天文，他“昼理简编，夜观天象”等。大文豪鲁迅曾感叹：“渔仲（郑樵）、亭林（顾炎武）二公，今人已无从企及”。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姜锡东主任曾赞：“象郑樵这样高度重视田野调查、不迷信书本、务求真谛的学者，宋代并不多见，非常难能可贵。”

矢志不渝 百折不挠

作为一代文化名人，郑樵的成功贵在其刻苦自励、矢志不渝、百折不挠的精神。他自幼爱好史书，16岁起便立志向学，不参加科举考试。青年时，金兵南侵，攻陷开封，他兄弟义愤填膺，一道上书，欲赴前线杀敌。但这心愿未能实现，就上夹漈山励志自学。其宏愿“欲读古今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于是他不辞劳苦，时常披蓑负笈，足系草鞋，奔走于漫漫的借书求读考察之道。“周游所至，遇有藏书之家，必留借，读尽乃去”。其先十年“读遍天下八分书”，而后又隐居深山，潜心著述。
其《夹漈遗稿》曾记：“风晨雪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而诵记不绝”。不难想象，当时山高路遥林深，茅屋简陋，野兽出没，其条件是怎样的艰险，就连大理学家朱熹赴任泉州途经莆田时，慕名上山拜会，他也因贫，只好以“豆腐、白盐、白姜、蒜头”接待。

宋高宗绍兴年间，朝廷向民间征集图书，郑樵先后曾两次徒步，到临安，欲献自己呕心沥血的著作，均未果。含愤返夹漈山后，他自设草堂，益厉所学，从者二百余人。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经人推荐，宋高宗虽召见郑樵，赞其“敷陈古学，自成一家”，并授官右迪功郎（管理文书档案），但不久又遭污陷排斥，改为监潭州南岳庙祠职，他愤而离职，奉旨回山缮写《通志》。

尽管道路坎坷，但始终没能改变郑樵以文章济世为己任的志向，仍生命不息、读书不止、执笔不休、诲人不倦。宋绍兴三十二年三月初，高宗帝下诏，要郑樵呈献《通志》，但诏旨下达之日，郑樵却因积劳成疾与世长辞了，年仅59岁。海内之士皆为痛惜，太学生三百人为文以祭，莫不悲泣。是时有“士不读三通，是为不通”的提法，说明《通志》已成古时文人学士必读之本。

古老的夹漈草堂现已改建成“郑樵纪念馆”，修葺一新。这里后人题写的一幅幅楹联：“三十年力学不下山度量包罗天地，五百部著作诣阙精神贯彻古今”，“通志一编为世重，青山万古留人名”等，即是对夹漈先生史学成就的高度概括和长久垂悼。（林闻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