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爱桑梓

——莆阳尚书风华（六）

倡行移风易俗

莆阳尚书，在扶持修建桑梓公共工程的同时，关注社风民俗日衰之势，力倡移风易俗，振兴风化。

明代刑部尚书彭韶，早年丁父母忧居家之时，正值兴化府知府岳正到任。岳正念其在野，必谙本土政俗而问政之。彭韶坦然致书建言，洋洋二千余言，仍有未尽之意。认为：古之为政者，无不以教化为急，名臣朱熹等，所至亦皆以表彰先贤为务。指出：莆田郡学，旧有“乡贤堂”以祀先进。因其地迫隘，所祀又太滥，不足以激励后学。故莆田虽号为文献之邦，然节义日衰，难以救药。提出：莆中先进之文章节义、政事功业，无出蔡君谟（襄）、陈俊卿、林光朝、陈宓、李富五人。又言莆中为故蛮地，淫祠特多，所祀神类不可晓。奸黠之魁，每月指神生日敛钱祭之，时出祸福语以惧村民，妖言之兴多由于此。建议将境内淫祠，悉令除毁。彭韶所议，与岳正不谋而合。岳正任上，将境内诸淫祠的铜银祭器等物收取变卖，用于兴学、造桥、建坊等公益事业经费，为莆民大办实事，可谓化腐朽为神奇也。户部尚书郑纪早年辞官归山侍养，亦倡议在仙游县学建立“乡贤祠”，亲定奉祀蔡襄、叶颙等三十七人，表彰先贤，激发后学，以兴风教。

仙游九鲤湖乞梦风俗，自唐宋以来益发勃兴，明代更是盛况空前，驰名天下。乡人亦无不将神灵捧上了天。郑纪特作《仙梦辩》，旗帜鲜明地予以否定：“予曰不然！”指出：“所梦多有应者，其间亦尝附会迁就，以助其灵者，十恒也八”。认为：“人之一身，精神魂气流行不息。日之发用则为事，夜不主事则游逸而为梦。夜之所梦，不过日用之事耳！”对人之生梦现象，作出近乎现代生理科学的解释。显示其超俗见识与破除陋习的勇气。

弘治间，时任户部右侍郎的郑纪，归乡祭祖。见莆郡之礼俗大不古，竞斗奢侈，心暗悯之。六七年后，致政还乡，自感作为“国家臣子，不问居官去位，皆不得不任其责也”。为此，针对乡俗奢侈之风，特著《归田咨目》十条，以身作则，破旧立新，移风易俗。涉及迎送往复之礼，对本家留客、亲朋往来、庆祭乡饮、乡邦吉凶礼、冠婚丧祭，以及书信、作文、赋诗等，一一作出规定，具体可行，既不违世人之常情，又痛改虚应奢华陋习。如送往复之礼，针对当时大家族“留饮则五凤单面，馈送则羊酒盘盒”，或竞斗奢侈，或预投物饵，既坏礼俗，又伤名节。规定：到家之日，诸亲友系本房儿女亲家，贺礼四事；余亲只二事；乡里近者，只果酌以叙乡情而已。邀请不用开桌，食物不过鱼肉三味，过则例一定固却。如本家留客，规定鲜咸鱼肉不过三味，蔬菜不拘，果品因家中所有，不用粘叠高耸。酒不过五行七行而止，饮量以杯爵大小为度，不得掷色高歌，日饮抵暮。乱性败度，莫过于此，戒之戒之！

郑纪作《归田咨目》十条，其用意如序文所言：“以自警束，以训子孙，以告（诫）乡人。非敢任移风易俗之责，但不欲助其纵侈耳！”表明其移风易俗之志与严于自律精神。据郑纪九世孙郑英梁《〈东园文集〉跋》称，郑纪还作有《义聚家范》、《增修乡约》等家范、乡约，亦属风教之规范。时福建提学周孟曽为《郑氏家范》作序，兴化知府岳正作题记；福建主事林克贤为《增修乡约》作序。评价甚好，惜于清代均已久毁失传。

无独有偶，刑部尚书林俊致仕归里，亦作《联桂族范》与《家范》，倡行“气必正，心必厚，事必公，用必俭，学必勤，动必端，言必谨”之风，以共绵诗礼、仁厚、忠孝之泽（《见素集》卷二十八）。

由上可见，莆阳名臣对家风与乡俗颇为重视，亦是其“教化为先”从政理念之延续。体现其从精神上关爱、促进乡邦的兴盛发达。名臣为本乡、本家族立约作范者，不只郑纪、林俊二公。宋代名臣陈宓亦曾作《仰止堂乡约》，提出德行相规、事业相勉、过失相规、礼俗相接，要求立约者各自进修，互相规劝，每月督查。可见，乡里公推名臣立约，很可能成为莆阳一个成例，一种习俗。这正是莆阳文献名邦之一优势，一种优良传统。

莆阳尚书公们关爱桑梓，固然发自其深厚乡情，更植根于土族精英的“民本”理念。爱国、爱乡、爱民是一致的，密不可分。民为邦本，实为官之父母，岂可不爱乎？ （续完）（阮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