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江搬运公司西音农场始末

第一次开荒

1955年，根据党中央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号召，莆田县政府组织梧塘、集奎、望江、黄石、阔口、江口等平原地区的农业社社员及一些相关单位到山区开荒造田。

根据莆田县政府的安排，涵西村农业社和涵江搬运站被一同分配到庄边西音村开荒。当年山区的公路还未完全贯通，搬运站工人从涵江乘坐汽车只能坐到庄边乡。下车后，一个个背着棉被，提着行李，抬着粮食，步行数里路，涉过一道溪流，才到达西音村。根据事前联系，大家在村中宫庙及一些村舍安顿好了行李。第二天就上山砍伐树木，营造农田。当年，山上树木茂盛，毛竹丛生。县政府派了专人下乡联络指导。大家手拿砍刀，满山砍伐。当时，有个搬运女工正好在附近收拾杂草，不巧，有棵砍了大半的松树，偏偏倒下来，结果被当场压死。这是个意外事故。砍完了树木，烧山挖地，营造农田，种上地瓜等农作物。还盖了一座简易宿舍，派工人看守管理。但一年多后，又抛荒了。

正式办场

1959至1962年，国家面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粮食短缺，自由市场上大米一斤售价高达3元钱。政府再次号召机关企事业单位到山区开荒办农场，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当时全县各系统纷纷到莆田县的白沙、庄边、新县、大洋等公社的山区投资办场，开荒办农场。

涵江搬运公司当时划归县交通局管辖。按照县政府的统一布置，县交通系统被指配到庄边公社统一办农场。但是，涵江搬运公司人员众多，财力较雄厚，而且，在庄边西音村已有一定的基础，所以，公司经理陈元芳在会上提出涵江搬运公司自行独立开办农场。

1960年秋，公司正式调派100多名工人乘车进山，先到西音宫安营扎寨。第二天，全体上山清理山坡上的杂草灌木。原来，前几年开荒的山田历经多年抛荒，又长满了苇杆草木。大家又费了好几天的功夫，总算清理完毕，然后烧山肥土，整地造田，这样农场总算初具规模。

为了长期耕种的需要，公司又从涵江运去许多木料、钢筋、白灰等，在农场的山坡上建造了一座双层楼房，既当办公室，又作为男女宿舍。派工人进驻农场，负责农业生产。

涵江搬运公司下辖9个中队。公司决定，每次每个中队抽调4名工人进山到农场劳动。劳动期间，工资和福利待遇与在家（涵江）相同，仍然按原等级计算工资。各中队的队长和工人一样，也要进山，三个月轮换一次。这样，农场常年都保留30-40名工人常驻管理。遇上农忙季节，就突击增加人数；遇上冬闲季节，人数酌减。工人抽调到农场劳动期间，睡觉用的棉被，三餐的粮食统统自带。烧饭、做菜自行解决。据年届八旬的老女工林发治介绍：“公司派阿肉负责农场。有一次阿肉不在农场，大家就偷偷地跑到菜地，摘一点包菜根部的老叶回食堂煮着吃，如果被看到，非被狠批不可。”除阿肉外，公司干部郑文波、林元粦等同志也多次进山主持过农场工作。

在农场劳动是很艰苦的。因为农场开垦的田地，几乎全在山坡上下，山坡之上是茂密的树林，这里刺猬、土猪、野猪很多，经常下山偷吃破坏农作物。而在农场坡地上大多栽种地瓜，地瓜是这些野兽最爱吃的可口食物，为了防止野兽破坏，公司就花钱在农场的山坡上专门建起了一座土砖结构的寮舍，每夜分派工人带上棉被上寮舍站岗。据郑文波回忆，一个夜里一般分4个岗，1个岗哨3-4个人。到岗位后，须整夜点火灯、敲锣、放铳，来惊吓野兽。一连几个月，天天晚上搞得热火朝天，没眠没觉。如果站岗期间睡觉，第二天发现地瓜被吃了，那可不是好办的事。

到了秋末冬初地瓜收获了，几十名工人全体上山。据回忆，一年大约可收获地瓜几百担，还有许多稻谷、包菜、大豆等。这么多东西，都要全部运回涵江。怎么办？当时，西音村和庄边公社不通公路，大家只好挑运。先是从山坡的田地里挑到西音村，然后又从西音村一直挑到公路口，公司派了几部汽车在公路口等候装运。后来，县交通局拨了点款从公路口修了一条简易公路进村，还在半途的溪流上搭了座简易木桥，以便车辆过溪。可是，60年代一场特大山洪，把木桥全冲毁了，路面也冲坏了。工人只好绕道，挑运到黄龙方向的路口，大家的肩膀全压肿了。

地瓜运回涵江后，按人数平均分配，一般每人可分得50-60斤不等。农场里养的10多头猪，到了大年底，也全部用汽车运回涵江，和公司设在涵江的养猪场的猪一并宰杀，每个中队可分得2-3头，每头猪一般重200多斤，一个中队30多人，每人可分得10-20斤猪肉回家过年。

当时山区还未完全通电灯，晚饭以后，到处是黑灯瞎火的，大家就点煤油灯过夜。闲得没有事干，就请蔡某说故事（即说书）。蔡某解放前就善于说书，三国演义、水浒传hellip;hellip;样样都很精熟，故事讲了一套又一套，大家都很爱听。还有个叫阿福的工人，特别善于编谜语，大家都推他制谜斗趣。当时，涵江一些街道居委会还组织了文艺队，有时，也曾到山区慰问农场工人。有一次，到西音村，在村口西音宫宫埕上连续表演了三天三夜，农场工人和西音村村民都争着看戏，就连居住在比较偏远的村落的山民，也着了魔似的，大老远连夜下山来看。

尾声

1966年后，涵江搬运公司的领导干部全部解散。

1968年，搬运工人仍然按月轮换进场劳动，粮食、棉被自己带进场。公司经理陈元芳、副经理詹玉英等人先后被送到农场，接受劳动“改造”。但农场的工人都照顾他们，不让他们干重活。

上世纪70年代初，公司革命领导小组决定撤销农场，把养猪场场舍五六间和食堂等建筑，以及农场开垦的30-40亩旱地及20-30亩水田（梯田）也全送交西音村管理。西音农场到此结束。 （黎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