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方志记载看宋代莆田科考的兴盛

科举制度是朝廷开设科目，士人可以自由报考，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的一种选官制度。它始创于隋，确立于唐，完善于宋，而延续至元、明、清，先后经历1300年之久。宋代在中国科举制度史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宋太祖创立的殿试制度，使分级考试逐层选拔臻于完备，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改革贡举后，进士科成为科举中惟一的科目，不但为同时代的辽、金所仿效，而且为后来的元、明、清所沿袭。同样，宋代福建莆田（时称兴化军）在其科举史上是一个辉煌的里程碑，可以说达到了顶峰的阶段。

有宋一代，莆田虽偏居福建东南沿海一隅，但科甲鼎盛，俊秀如林，名扬天下，有“文献之邦”的美誉，成为无可争议的科举文化发达地区，使莆田从唐以前文化教育相对落后地区一举跃升为人文荟萃的教育强区。从方志资料看，莆田科举兴盛呈现出以下5个特征：

一、进士及第者人数众多。

据刘海峰、庄明水的《福建教育史》统计，两宋319年间共举行118次进士考试，录取进士约39000余人，其中福建籍进士7000多人，名列全国第一。而区区只有3个县的兴化军却“举进士者970余人，预诸科、特奏名者640余人”。[1]为福建进士总数的1/7强，占整个莆田进士总数（自唐至清约2300余人）的70%左右。这里，且不说预诸科、特奏名进士，单以正奏名进士来讲，兴化军就有近1000人。这就是说，宋代所取进士中，每39人中就有一个是莆田人。难怪一代名相王安石会发出赞叹：“兴化多进士”。[2]

另据《宋史·地理志》卷85和明弘治《兴化府志·户口志》卷10的统计,当时兴化军的人口数只占全国总人口的0.5%，但考取的进士数却占全国进士总数的2.5%。正如邑人北宋政治家蔡襄在《兴化军仙游县登第记序》中所言：“每朝廷取士，率登第言之，举天下郡县，无有绝过吾郡县者。甚乎，其盛也哉！”[3]所以，无论从考取进士的绝对数来看，还是按照人口比例考取进士数而言，宋代莆田科举考试都居于福建乃至全国前列，兴化军科甲鼎盛由此窥见一斑。

二、进士及第者等级较高。

宋代殿试，以考试成绩决定等级，惟进士前十名奏请皇帝最后确定。进士一般分为五甲（等），第一、二甲赐进士及第，第三、四甲赐进士出身，第五甲赐同进士出身。一甲第一名状元及第，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在莆田考取的近1000名进士中，获等级较高者众多。据明代朱希召编的《宋历科状元录》载，宋代共产生出118名文状元，其中有5名籍贯不明。在有籍贯记录的113名文状元中，福建籍状元有19名，其中莆田人就占去5名（徐铎、黄公度、郑侨、吴叔告、陈文龙），占福建状元的1/4多。

这些状元及第者入仕后，在文学、政事等方面作出相当的成就，并担任了重要职务。如郑侨、陈文龙官至副宰相，参与执掌朝政；徐铎则仕至尚书，著述甚丰，留有《文集》30卷、《易谈》20卷、《群书总要》100卷等；黄公度更是诗文词赋兼备，有《知稼翁集》11卷、《知稼翁词》1卷传世。时人称其文“典重温雅，如其为人”；赞其诗“格律森严，兴寄深远”“自成一家”；说他“以文章魁多士，有盛名于时，胸中洒落，议论宏壮”。后人也对其词推崇备至，说是“气和韵雅，得味外味；人品既高，词理亦胜”。[4]
此外，在众多进士中，获榜眼的有6名：陈睦、方天若、蔡佃、李宗师、陈俊卿、黄艾；“以赋魁天下者”6名：郑厚、刘夙、林旗、吴锡畴、叶大有、郑泾甫；“为别试所第一”3名：宋椿、林虑、林益严。

三、进士及第者官居高位多。

进士是封建科举制度的产物，也是我国封建社会文官的主流。宋代是莆田政治精英辈出的时代，而入仕者官居高位更是莆田科举文化的一大特色。终宋之世，莆田人在《宋史》中立传的有34名，其中进士出身的就占26名；出仕官员中位居宰相者3人：蔡京、叶颙、陈俊卿，执政者7人：蔡卞、蔡攸、龚茂良、郑侨、陈卓、陈文龙、黄庸。《宋史·宰辅表》称：两宋期间，居相位者133人，位执政者482人。“执政”指的是副相和枢密院使（含知、领、权等）。

还有，官至六部尚书者13人：林英、徐铎、蔡修、蔡洸、林大鼐、陈居仁、薛元鼎、刘榘、方大琮、卓得庆、叶大有、刘克庄、方应发；侍郎者14人：蔡襄、方会、许敦仁、苏桦、傅义夫、宋棐 、林光朝、陈谠、黄黼、黄艾、余崇龟、刘弥正、赵时愿、林彬之。正如当时人所记述的：“宋世异人辈出，甲于他邑。庆历之谏臣，元祐之君子，乾道之相业，其人物之懿，真足为国家麟凤，皆邑之奇产也”。[5]

四、进士及第者“文赋名里”多。

为文，是莆田进士入仕后追求的另一个目标。他们从政之余，不忘诗文，继续勤奋励学。许多人不仅以诗赋扬名科场，更多的则是著书立说，留传后世，为华夏文化宝库增砖添瓦。对此，宋邑人进士李俊甫在《莆阳比事》卷四“里名文赋”条中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至本朝盛时，蔡襄、方蓁、陈睦、黄君俞、朱绂、黄隐、傅楫皆以词赋名世，见于三元、元祐间诸集。南渡以来，有林大鼐、郑厚、黄公度、刘夙、刘朔诸公魁大廷、南宫、大学者，前后相望云。”

可以说，宋代也是莆田人文荟萃的时代，笔耕高手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宋时文采焕发、见重名家的兴化进士作家就有二三十人，其中有以文名当世，为欧阳修深爱的陈动之；有朱熹称其“文章见重外夷”的蔡襄；有著书百卷，刘敞以为“似两汉儒者”的黄君俞；有宋徽宗和曾巩、曾布推重的傅楫；有孙觌称其文赋“魁琦玮丽”的傅谅友；有徽宗朝四大名儒的徐师仁；有绍兴间奏赋第一、号称莆阳文字“开山祖”的郑厚；有下笔数千言，王十朋叹为“传世之文”的蒋邕等。而成就最大、影响最深的当属被誉为南宋三大词人之一的刘克庄了。他不但著有《后村先生大全集》200卷，而且诗作之多，仅次于陆游；词风之豪壮，与陆游、辛弃疾比肩而立；他的《后村诗话》与严羽的《沧浪诗话》齐名，堪称宋代诗话之双璧。[6]

五、进士及第者具有集中性。

宋代莆田科举的兴盛还体现了考取者具有集中性的特点。有的县，甚至一些村庄涌现出一批科甲世家，产生父子进士、兄弟进士、叔侄进士以及“三世登云、四代攀桂”[7]等连续几代登进士第的奇特现象。宋黄岩孙撰的《仙溪志》记载了“仙溪地方百里，科第蝉联，簪缨鼎盛，甲与他邑”的衣冠盛事。最突出的例子有仙游县枫亭蔡氏，从北宋天圣五年(1027)蔡滚考中进士开始，一直到南宋淳祐七年(1247)蔡仪国被录取为进士为止的220年间，蔡氏一共为宋朝廷提供了23名进士，其中1名榜眼即蔡佃；2名宰执即蔡京、蔡卞兄弟。还有仙游县的罗峰傅氏，从宋治平四年（1067）至咸淳十年（1274）的207年，先后出了25名进士。

此外，还出现一村一姓数十名进士，如莆田县的方氏、陈氏、林氏，仙游县的许氏、叶氏等。甚至有19对兄弟双双同科及第，168对兄弟先后考中进士，不一而足。

总之，兴化军莘莘学子不仅创造了科学史上的罕见奇观，而且留下了许多至今仍广为流传的科甲佳话，诸如“龙虎榜头孙嗣祖，凤凰池上弟联兄”、“一科两状元”、“枌榆未三里，魁亚占双标”、“四异同科”、“兄弟共相”、“相枢同朝”等等。[8]这些活生生的事实为确立莆田“文献名邦”、“海滨邹鲁”的历史地位奠定坚实的人文基础。（未完待续）（林祖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