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方志记载看宋代莆田科考的兴盛

那么，蕞尔之地的兴化军在宋代为何会出如此之多的进士和状元呢？究其成因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宋朝廷以文治国，重视科举取士是莆田科举鼎盛的政治大背景。

赵宋自立国后，实行了以人文为主体的治国思想。虽然武事不济，在同周边辽、夏、金诸政权交往的过程中，往往采取守势，甚至屈膝求和，岁输币帛，但却保持了内部300余年相对稳定的统治，这与宋朝廷确立的文官治国体制有较大关系。宋朝最高统治者为了不使其政权重蹈五代覆辙，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以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为核心，建立了更加精密、更能笼络各阶层士人之心，使其为封建王朝尽忠效力的官僚制度。宋代官僚制度的发展，使文官治国体制“在北宋彻底地、稳定地建立起来，贵族统治、武人政治从此基本上退出了封建中国的历史舞台”。[9]

在选拔官员的过程中，宋代始终强调文治。宋太祖即位后，深鉴五代时期武将专权跋扈之弊，注重任用科举出身的文臣。他曾说，任命文臣为地方官，即使都去贪污，也比任用武将的危害小。宋太宗做了皇帝以后，迅速增加科举取士的人数。整个宋朝，每年由科举入仕的平均人数是361人，约为唐朝的5倍，元代的30倍，明代的4倍，清代的3.4倍，可以说，宋代科举取士之多，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10]

宋朝廷不仅扩大录取名额，而且还通过改革科举考试方式，使地主阶级各个阶层的知识分子，乃至上层农民的子弟，都可以不受家庭地位、父祖官爵的影响，在考场上凭学识取得官位。这些经过科场考试精选出来的、富有较高文史知识素养的文臣，受到了朝廷的重用。诚如蔡襄所说的：“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11]“择官在于取士，今之取士，所谓制科者，博学强记者也。进士者，能诗赋有文词者也；明经者，诵史经而对题义者也。是三者得善，官至宰辅皆由此也”。[12]他道出了宋代选任官的特征，即由制科、进士、诸科入仕的科举出身人，是宋代官僚队伍的主要组成部分。科举制度的高度发展，造就了宋代一大批名垂青史的治国能臣，名公贤相。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大背景下，使得莆田大量有才华的知识分子由此脱颖而出。他们大多数亦文亦仕，既参与国家管理，又著书立说，主宰思想文化领域，为我国古代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二、宋代大量人口南迁，福建经济发展为莆田科举鼎盛奠定物质基础。

两宋是福建封建社会经济的繁荣时期，首先得益于北方大量移民的南迁。据唐文基主编的《福建古代经济史》统计，唐元和年间（806-820），福建仅有74467户，到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增至467815户，增长了528%，元丰初福建户数已增至1043839，比太平兴国年间又增长123%。“靖康之乱”后，北方人的南迁规模极大，形成我国历史上汉人南迁的第三次高潮。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福建户数为1390566，口数为2808851，分别比元丰初年增长了33%和37%。至嘉定十六年（1223），福建户数和口数已分别达到1599214和3230578，又比绍兴三十二年增长了15%。这种增长速度也是冠盖江南各路的。
北方移民的大规模南迁，一方面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推动福建耕地的开垦。根据朱维干的《福建史稿》记载，由于劳动人民的努力开发，使福建路官民田在元丰年间(1078-1085）就达到了110914顷以上，虽然仅占全国耕地顷数（4616556顷）的2.4%，但对于背山面海、多山少地的福建来说，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数字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先进的耕作技术和生产工具，从而提高了福建农业种植水平，大大促进了福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大量人口的南迁，使福建路受益，兴化军也不例外。正是在这样的经济大环境下，兴化的农业、手工业和海运业得到长足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木兰陂的建成改变了莆田农业的命运。木兰陂是当时福建规模最大，乃至在全国也算得上十分宏伟的水利工程。修成后不仅抵御了洪水和海潮的灾害，保障了农田灌溉，扩大了耕地面积，而且使兴化平原的农业生产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宋邑人吏部尚书林大鼐以翔实而生动的文字记述了建陂前后的变化情况：

后人塍海而耕。皆仰余波，计其所溉，殆及万顷。变泻囱为上腴，更旱暵为膏泽，自是南洋之田，天不能旱，水不能涝hellip;hellip;兴化军储六万斛，而陂田输三万七千斛。南洋官庄田尤多，民素苦之，由是屡稔，一岁再收，向之穷人，皆为高赀温户。[13]

由此可知，兴化平原单季稻改为双季稻即始于此时。木兰陂修成后，原来莆田境内所修凿的水塘已不复需要，“遂废五塘为田，令民兴之，岁得谷二千五百五十五石有奇”。[14]这项工程的最大经济效益还可以从宋朝廷的一些措施中窥知若干。如明弘治《兴化府志》载：“建炎三年，盗起建、剑、汀邵间，朝廷遣兵收捕，本路转运暂移司福州，就近于本军拨见在苗米二万五百石以应军期。事平后袭为定例，民深病之。”说明当时兴化军农业有相当大的改观。

三、两宋文化中心的南移，为莆田科举鼎盛的形成构筑浓厚的文化气氛。

随着中原人士的大量南迁，尤其是宋室南渡后，整个中国文化中心的南移，使东南沿海地区学术繁荣。在北方移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出身于官宦之家或书香门第，这些人的到来无疑备受重用，自然形成了一个崇儒重文的社会风尚。这样，莆田乃至福建科举兴盛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莆田文化之所以繁荣昌明也有其自身的文化环境和因素起作用。这方面至少有两点是不容忽视的。
一是宋代莆田藏书家多、藏书量丰富。众所周知，藏书量的多寡，往往是衡量某一个地方文化教育兴盛的标志之一。宋时莆田民间藏书之多在全省以至全国都是名列前茅的，堪与当时国家图书馆比肩而立，这一方面得益于福建刻书业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则是莆田士人视书为财的风气所致。

据考，福建的刻书业始于五代初，到了两宋时，已经相当发达和繁荣了。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流通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是宋代著名的三大刻书中心之一，正如南宋藏书家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所说，宋代刻书“其精以杭为最，其多以闽为最，蜀皆次之”。特别是福建麻沙版，更是闻名全国，不仅印刷的数量最多，而且价格也最廉，所以莆田出了那么多的藏书家，他们买得起，藏得住。其中以“万卷楼”“一经堂”“富文书屋”“衍极堂”“藏六堂”等最为著名。同时，宋代莆田士人把藏书视同命根子，认为书籍才是人生的真正财富。譬如林霆，宋政和五年（1115）进士，博学而深研象数，与郑樵为金石之交，藏书数千卷，临终时告诉子孙说：“吾为汝曹（你们）获（留）良产矣。”[15]又如林伸常常对人讲：“吾蓄书数千卷，苟有贤子孙，足矣；不贤，多财适为累耳！”[16]因此，许多莆田士人捐金帛购书籍惟恐不及，“所至专访文籍，民间有奇书，必捐金帛求之”。[17]

二是宋代莆田学者众多，著述如林。正因为有如此丰富的藏书，才使得莆田文人辈出，名作迭起。据专家考证，两宋时期，兴化军著书立说的有250余人，著作630余部，现存60余部，其中被收入《四库全书》的有书目34部820卷，存目8部17卷。[18]从产生的文化人和数量可观的传世之作来看，可以说明莆田文化是十分出类拔萃的。而在众多的文化人中，不少还是名扬海内外的，如蔡襄、郑樵、刘克庄等。

总之，有宋一代，莆田文帜高扬，人才兴盛，推动了刻书业的发展。而刻书业的繁盛、藏书家的辈出又大大促进了莆田文化教育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使兴化大地弥漫着浓郁的书香，使兴化学子比他郡员生更具有优越的读书环境和便利的学习条件。突出表现在莆田的科举盛况空前，达到了顶峰，赢来了“龙门半天下”的赞誉。 （未完待续）（林祖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