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的奢侈生活，是以其权势为依托的。史志称，蔡京生日，天下郡国皆有贡献，号“生辰纲”。古典名著《水浒传》第十六回《吴用智取生辰纲》称，“大名府梁中书，收买了十万贯庆贺生辰礼物完备，选日差人起程。上年费了十万贯收买金珠宝贝，送上东京去，半路被贼人劫将去了。”并非空穴来风，无中生有，而是官场腐败的真实写照。大观三年（1110），御史张克公奏论蔡京执政八年“不忠不轨”凡数十事，揭发蔡京所谓“财利为有余积”，皆出诞谩，务夸大以兴事功、肆以骚扰；交通豪民，兴置产业，役天子之将作，营葺居第；用县官之人夫，漕运花石；名为祝圣寿而修塔，以壮临平之山势（蔡京祖坟）等“无尊主庇民之心，唯事丰已营私之计”，欺君殃民、假公济私行径，致蔡京再次被罢相。蔡京任上，依仗权势掠夺了大量田园房产，霸占田地不下五十万亩，仅江南一所永丰圩就有水田十万亩。史料称，宣和末年，金军南下围城甚急，蔡京尽室数百辈，尽以平日所积，用巨舰泛汴河而下，置其钱塘宅内。靖康初，宋钦宗下籍没之诏，适逢杭州太守毛达原为蔡京所领门下省属官，缓行籍没之令，并密喻蔡家，其家资得以藏隐过半，故蔡京后人皆不贪困。又尝以金银货四十担，寄其海盐（今属浙江）族人家，已而蔡京父子兄弟被诛窜，不暇往索，被族人尽掩为已有。海盐蔡氏，遂成为富冠浙右的豪门大族。
历史有时亦会作弄人。因金兵围城甚急，宋徽宗还来不及玩赏艮岳之福，便仓皇出逃，被掠北上，于舟中感伤哀叹：“帝京春色谁为主，遥指乡关涕泪涟。”鼓吹“丰亨豫大”、贪恋荣华富贵、生活奢侈无度的蔡京，最终以罪窜逐天涯、饿死他乡。途中，平素最为宠爱的三个美妃慕容氏、刑氏、武氏，亦因金人指名索取，奉旨离去。蔡京以诗送别，曰“为爱桃花三树红，年年岁岁惹春风。如今去逐他人手，谁复尊前念老翁？”悲情与醋意交集。史志称蔡京失败时，珠履尽散，独门人吕辨护送其至潭州（长沙）。吕乘闲问蔡京曰：“公高明远识，洞鉴古今，知国家事必至于此乎？”蔡京曰：“非不知，将谓老夫可以幸免”。是的，凡奸佞总是自以为得计，心怀侥幸，然终必误及自家性命。
窃曰：北宋王朝之亡，固然是其长期积贫积弱的必然结局，但宋徽宗，蔡京统治集团的腐朽政治，无疑是加速灭亡的罪恶动力。而蔡京“丰亨豫大”邪说，鼓动起来的骄奢极侈之风，大兴营建亨乐工役之潮，致使国库竭尽、民力疲困，更是对苟延残喘、奄奄一息的北宋王朝之致命一击。《宋史》在评论北宋亡国之祸时指出，宋徽宗失国之由，在于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于是蔡京以捐薄巧佞之资，济其骄奢淫佚之志。溺信虚无，崇饰游观，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日行无稽。认为徽宗国破身辱，不能推诿于“数”即命运，“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此论是颇有见地的。
“牵羊废主寻倾国，指鹿奸臣尽丧家。”北宋之亡，自然宋徽宗当负首责，而四度出相、窃国近二十年之久的蔡京，也难辞其罪。靖康改元，钦宗赵桓即位，边患危急，民怨沸腾。被迫辞任的蔡京，为自定计尽室南逃。天下追罪蔡京为“六贼”之首，殿中侍御史孙觌极疏蔡京奸罪，称“书传所记，老奸巨恶，未有如（蔡）京比者”。 “托丰亨豫大之说，倡穷奢极侈之风，而公私蓄积，扫荡无余”，正是其疏弹蔡京“必正典刑”的一条主要罪恶。南宋著名思想家朱熹指出：“宣（和）政（和）间，有以夸侈为言者，小人却云当丰亨豫大之时，须是凭地侈泰方得，所以一面放肆，如何得不乱？”后人以“丰亨豫大”为好大喜功、奢侈挥霍的代名词。可见，蔡京之老奸巨恶，南宋时已是士论之共识，元人将其首列为“奸臣”入史，亦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续完）（阮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