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1012-1067年)，字君谟，谥忠惠，兴化军仙游（今莆田市仙游县）人，是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他在数十年的宦海沉浮中，敢于冲破封建官场妒贤嫉能的陋规恶习，善于举才、选才、识才和用才，形成了他独具一格的人才观，这在900多年前是难能可贵的。
举贤任能，为政之首
人才，历来为统治者所重视，它与国家盛衰兴亡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人才济济则国运兴隆，人才廖落则社稷衰败。诚如王安石所言:人才“国之栋梁，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王安石《材论》）注重人才，举贤任能是安邦治国的首要问题，也是蔡襄人才观的核心内容。他认为，治国之要，莫大于用人。因此，要选拔贤能之才，关键在于皇帝设法因其道而求之、用之。“汉之兴，驱驭英雄，以成大业，皆秦之遗士也。唐之兴，取隋之弃人，以安天下。hellip;hellip;愿陛下劳于求贤而佚于任使，修明纪纲，兴行礼教，则太平之治，其犹指诸掌乎!” （《蔡襄全集》卷23）
正由于人才在国家治理中占有重要位置，所以，蔡襄提出举贤任能必须革除按 “资序”的旧例，即主张改革择官的旧规，用举荐的办法来发现人才，选拔贤能。他特别强调要选拔好两种官员:一种是选好朝廷执政大臣。因为两府大臣是皇帝的股肱，系天下之轻重。另一种是选好地方府州守令。因为这些朝廷命官是 “亲民之官”，位虽卑而所系甚重。百姓之休戚，天下之治乱，“恒必由之”。他们起着沟通上下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代表着朝廷执行各项朝纲政纪，这些官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朝廷的形象和社稷的安危。“父母官”的贤、廉与否，与百姓的安居乐业息息相关。因此，强调“慎选”地方官吏，对修明吏治，造福百姓是很有意义的。
蔡襄还把举贤任能看作自己的天职，身体力行举荐清正贤能官吏予以重用。如庆历三年(1043年)他与欧阳修一起联名上状向朝廷举荐姚光弼之才，姚光弼后被朝廷授将作监簿，果然不负众望，在军事上屡有建功。又如嘉祐二年 (1057年)，蔡襄推崇周希孟举荐他充任福州州学教授。周希孟后来成为宋代著名的学者，著有《易义》《诗义》等，培养 “弟子七百余人”。
改革考试，选拔“真才”
我国自隋代以来，科举考试一直是封建王朝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蔡襄本人也是沿着科举之路，从漳州军事判官、西京留守推官、著作佐郎馆阁校勘一步步上升到福建转运使、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礼部侍郎等，成为一代名臣。由于他一生为官37年，从地方官做到京官，又从京官到地方官，几上几下，宦海沉浮。故对科举选才之弊、有才的士子进身之难认识颇深，有切身感受。
北宋王朝沿袭了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以进士、明经二科取士。”进士科主要是通过笔试来选拔人才，笔试的内容有 “诗赋”和 “策论”。“诗赋”测试考生对经书的熟悉程度，了解其吟诗作词的能力；“策论”要求考生对历史和现实的重大问题进行评论，发表自己的见解。但当时“进士虽通试诗赋策论，其实去留专在诗赋。”而明经科则采取 “对义”和 “帖义”两种考试方法。“对义”即考生回答经义问题；“帖义”即采取掩盖经书前后两头，仅露中间一行，裁纸贴其数字，让考生默填被贴之字。对这种考试之法，蔡襄认为既不合理，也不科学，很难体现考生的真才实学。在他看来，宋时取士，所谓制科，是博学强记者；进士科，是能诗赋、有文词者；明经科，是诵史无前例经而对题义者。三者得善官至宰辅，皆由此而来。这里就存在着科举制度本身与现实政治需要的种种矛盾和缺陷。蔡襄进一步指出，这种科举取士的片面性，导致许多优秀人才难以被及时发现，甚至还会出现高分低能之辈登科进仕。如不进行改革，难以“取天下之士，将以治民而经国耳”，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状况。选拔出来的人才更不能“敦其行，欲以表风俗；试其才，欲以济成务。” （《蔡襄全集》卷21）
为此，蔡襄在《论改科场条制疏》中，对科举取士问题提出了三项具体的改革措施:一是放宽设置学堂的规定，广开培养人才之路。这一条建议被朝廷采纳，据《宋史·仁宗记》，庆历四年三月，“诏天下州县之学更定科举法。”二是改革考试内容，选拨真正的人才。他主张变革重诗赋轻策论的惯例，以策论为主，但策论决不是引经据典地空发议论，而要有切中时弊的改革内容。三是采取灵活的考试方法，革除僵化教条。蔡襄认为当时的考试方法缺乏灵活性，呆板僵化。只能使考生死记硬背，无法考出应试者的真正水平，使 “真才”难以脱颖而出。尽管蔡襄改革科举考试的主张并没有被北宋统治者全部采纳，但他所提出的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为后人展示了一条选才取士，培养人才的新途径。 （林祖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