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即玩弄、轻僈；弄权即蔑视制度，歪曲法律，滥用权力，视同游戏，兴之所致，为所欲为，不受制约。蔡京当国，擅权专横，违法失度，狂暴妄为，悖理无良，故谓之狂。这些特点，在其执政过程中甚为突出，因其凶险残暴，极具破坏性。
一曰尽更法制。蔡京上任伊始，于都省设置讲议司，对累朝所行法制进行“讲议”，对前朝诸多行之有效的祖宗之法妄加更定，屡变无常，为追逐一时之利，而重伤国本。崇宁三年（1104），蔡京以利诱惑徽宗，请于诸路铸造当十（大钱一折小钱十）大钱币，与历朝小平钱并行通用，一改赵宋立国以来只铸造折二（大钱一折小钱二）、折三（大钱一折小钱三）、当五（大钱一折小钱五）小钱币之制，致百姓手上小钱贬值。蔡京又尽改盐钞法，凡旧钞皆不能用，致大富商臣贾所持数十万缗旧盐钞，化为一堆废纸，破产成为流丐，以至悬索投水自尽，严重损害国家信用。蔡京为求羡财以供侈费，将原本用于调节粮食供求、平抑市价的数百万缗“籴本金”充贡，致本竭不能增籴，掏空粮食储积。历朝行之有效、利国利民的输搬法，遭受彻底破坏。这些所谓“改革”，其实质是“取民膏血以聚京师”，致民力殚尽，国本大伤。
政和二年（1112）蔡京再相后，又更定官名，改革机构。省吏不复立额（确定编制），以至五品阶以百数，如礼制局评议官至七员，检讨官至十六员，制造局至三十余员，更有一人兼领十余个职俸者。节度使多至八十余员，留后观察下及遥郡刺史多至数千员，学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员。又设置应奉司、御前生活所、营缮所、苏杭造作局，其名杂出。致使机构雍腫，吏员冗滥，财政不堪重负。可见蔡京对祖宗之制的更改，是十分轻率的，着眼于一时之利，而损害国家根本利益。
二曰行政无度。宰相独裁国柄，出命九重，要求处事静重明敏，言不妄发，事必详酌，沉毅果断。这是历朝名相的优良执政风格，谓为“得宰相之体”，即懂得宰相之法式也。蔡京位居相位，喜怒无常，轻举妄动，好走极端，肆意异权，严重危害国计民生。崇宁二年（1103），贵州辰溪瑶民因不满朝廷开渠，发生叛乱，杀死县令。瑶民分多个种族，蔡京在未知叛乱者为何种族，便下令重赏募杀瑶族首领。荆南太守马瑊，进言可能引发狂捕滥杀而被罢职，新命太守，限期“剿绝群瑶”。
蔡京倡行“丰享豫大”之说，挥霍无度，致“累朝所储扫地矣”。政和三年（1112）再相后，为求徽宗宠媚，更是大兴工役，营建皇家工程，追求建筑物之奢华，必欲空前绝后，而不顾四十万两河之民生活愁困。蔡京私家府第，周围达数十里，仅为扩建西花园，毁民屋数百间，至人民起离，泪下如雨。
蔡京迷信道教，招道士入宫，蛊惑徽宗大兴道事，诏天下洞天佛地大兴宫观。道士有俸，宫观给田数百千顷，设大斋会辄费缗钱数万，甚至徽宗亦自封为“教主道君聖帝”。蔡京又求仙经于天下，集古今道事为纪志，赐名《道史》。立“道学”，自元士至志士凡十三品。招考道士，置道阶凡二十六级，秩比中大夫至将仕郎。又置道官二十六等。京师林灵素、张虚白道家二府，有恃无恐，出入与诸王争道，其徒美衣玉食者凡二万人。可谓泛滥成灾。
三曰丧失良知。俗云：“利令智昏”。对蔡京一类权奸而言，则谓“权令智昏”，不但尽失为相之体，为臣之风德，且丧失为人之良知。蔡京在执政过程中，为了争权固位、挤排异已，可谓不择手段，以至丧心病狂之地步。（未完待续）（阮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