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田之设，开始于宋代。从北宋开始，为了扶植和保证地方教育的发展，政府拨大量土地给官办学校，作为学田。学田的田租收入，是学校建设和日常开支的一笔主要经费。史载，“自庆历（1041-1048年）以来，（闽）郡县皆立学，学之有田者相望也。”学田遍布全省各地。黄方子的记载说明，学田的增减直接关系地方教育能否正常运转。所以，《重刊兴化府志》说卢端智“复学田以廪士，筑堤防以固田，有功于学甚厚”。
明朝建立后，由于兴化府郡守县令依法办事，郡县学校教育恢复和发展迅速。莆田县学，宋建置，附于军学之中，元迁薛公池上。洪武元年（1368年），知县任益因之，增四配、十哲像，立两庑从祀神主；三年，知府盖天麟重修兴化府学，奉例定四配、十哲位次，饰两庑像，改道化堂为明伦堂。洪武四年，知县周从善重修仙游县学，照例改尊道堂为明伦堂；二十九年，莆田知县王文焯来任，修建县学，创后堂，匾曰进修。复新会馔堂，竖灵星门，创米廩于学之西。永乐四年（1406年），在兴化府学，通判孙呅、教授傅显立进士题名碑；在莆田县学，也立进士题名碑，佥事高勉为记。高勉指出：“方今莆士由科目进者，彬彬辈出，不可胜记。以天下视之，独八闽与江右相颉玩；自八闽较之，则莆于他郡为特盛；且郡属邑虽三，其所进率多莆士，是又邑敌郡也。”（《重刊兴化府志》卷之二十八）这就是说，在明初，莆田县教育脱颖而出，成为全国的强县。
创建进士题名碑，一则可以激励郡县学生勤奋好学，为自己家乡争光，二则随时公开府县乡试、会试成绩，向郡县广大人民回报办学效果，让全社会都来关心教育事业，捐资办学，为之添砖加瓦。明初莆田县教育脱颖而出，乡试中举者多，名列福建省前茅，所以，进士题名碑的创建说明，那时的郡守县令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并且效果显著，令人赞不绝口。而且，后继有人，到弘治时，黄仲昭在《皇明兴化府乡贡进士题名记》里说：“永乐丙戍（1406年），莆郡学尝立进士题名之石，闽参政瑞安杨公景衡记之。然乡贡及进士参错并列，历岁既久，后来者无所于书。今教授卢陵王君镛，谓兹石之立，所以表著前人，风励后学，不可无济也。乃谋于郡守贰诸公，析进士别为一石，考其履历大槪而并刻之，仍以杨公之记弁其首；复树一石，专勒乡贡士名，而属仲昭为记。”明朝建立后，随着莆田教育事业的发展，学田也发生相适应的变化。据乾隆《兴化府莆田县志》记载，在明代，莆田学田的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政府拨田，这是学田的主要来源。政府所拨的有公田、寺田、赎罪田等，例如万历十九年（1592年），郡守徐秉正、知县孙继有议割囊山寺田、广业里公田、邑民吴宸宝赎罪田共79亩给学校，作为学田。
其二，发动民间捐田办学，是增加学田行之有效的途径。据记载，正德年间（1506-1521年），莆田乡绅义官曾崇贤一次捐田租200余石，以每亩租1石计，折合地200余亩，数量十分可观。
其三，发动地方政府官员捐资办学。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郡人通政使程洪宸一次捐田租100石；万历三十一年，府学训导雷监捐俸买田，岁得田租30石8斗。
其四，地方政府财政节支款买田助学。例如，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郡节推孙佳出库银130余两买田，岁得田租140石。
明代莆田学田的变化说明，从明朝建立到明崇祯年间（1628-1644年）推官曹惟才拨郑板地26亩7分止，莆田持不断增加的可喜局面。学田增加，办学经费也就不断增加。
明代莆田学田不断增加说明，，那时莆田教育事业名列福建省前茅，是与郡守县令对莆田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植分不开的。这是因为教育要发展，一要增加资金投入，二要加强行政管理，二者缺一不可。试想，他们要是对学校办学经费、学风、考风等漠不关心，甚至鲸吞学田，那么，明代莆田教育还会继往开来，跃居全省第一？至于什么“文献名邦”什么“海滨邹鲁”，岂非成了一句空话？
明代莆田学田不断增加还说明，群众捐资办学，为文献名邦添砖加瓦，是莆田建郡以来的优良传统，宋真宗咸平元年，有诏立军学，进士方仪、陈诩和邑人捐款三十万，后来中央拨款三十万，“越六年而学成”。办学要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那也是一句空话。 （未完待续）（林劲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