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世味无所嗜，唯嗜读书”的学风造就了莆田历史上众多优秀的文献著作。
郑樵，宋时兴化县人，明废县后为莆田县人。“父国器，太学生，尝鬻己田筑苏洋陂，人食其德。没于姑苏。樵年十六岁，夏，徒步护丧归葬。自是谢绝人事，结庐越山下，闭门诵习。既（继）又筑草堂夹漈上以居。久之，乃游名山大川，搜奇访古，遇藏书家，必借读乃归。昼理简编，夜观星象，饮食寒暑俱忘，专以讨论著述hellip;hellip;”(《重刊兴化府志》卷之三十五)。郑樵在《上皇帝书》中说：“念臣穷困之极，而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雨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而诵声不绝；积日累月，一篑不亏。”抒发了书既著成，又恐其不传的心情。后来，“部使者举孝廉者三，举遗逸者二，皆不就”。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上奏编《通志》的意向后，“授迪功郎，礼、兵部架阁。力乞还山，自监南岳庙还家论著。阅四年，《通志》成”（《重刊兴化府志》卷之三十五）。这就是说，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得兼。为了写成《通志》等巨著，他宁可不要俸禄，也要选择在家著书，确保质量第一。
无独有偶。宋时历史学家郑樵是如此，明时历史学家柯维骐也是如此。《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文苑传三》说：“维骐举嘉靖二年（1523年）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未赴，辄引疾归。张孚敬用事，创新制，京朝官病满三年者，概罢免，维骐亦在罢中。自是谢宾客，专心读书。久之，门人日进，先后四百余人hellip;hellip;《宋史》与辽、金二史，旧分三书，维骐乃合之为一，以辽、金附之，而列二王于本纪。褒贬去取，义例严整，阅二十年而始成，名之曰《宋史新编》。又著《史记考要》、《续莆阳文献志》，及所作诗文集并行于世。”又说：“维骐登第五十载，，未尝一日服官。中更倭乱，故庐焚毁，家困甚，终不妄取。世味无所嗜，惟嗜读书。”
孔子指出，读书三境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读书一旦进入“乐之”境界，那他们就会只知奉献精神，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乐此不疲地从事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富于老黄牛精神。郑樵二者兼顾，既编历史，又研究天文地理，昆虫草木等，“昼理简编，夜观星象，饮食寒暑俱忘”，整天忙于科学研究，却不要国家报酬。柯维骐本来病魔缠身，专心读书后，病魔被驱逐，门人日进，边教书，边著书，身心健康，成为明代教学和史学两条战线上的奇才。这是第三境界之奇观。
根据《重刊兴化府志》卷二十六《艺文志一》的著作类（经、史、子、文）和卷三十一《隐逸》记载，不少著作出自未曾做过官的莆田人之手。从郑樵“举遗逸二次”可以看出，在古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工作者队伍往往存在隐逸们之中。尽管生活环境差，但因“惟嗜读书”，对科学研究十分爱好，非常专心，却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其三，不少人为官社会责任感强，一旦公私冲突，就会铁面无私，依法办事，上疏揭露奸侫阴谋诡计，誓死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息。特别是明代，许多有影响力的奏疏往往出自莆田县籍官员之手。这儿以黄巩为例来说明。据《明史》卷一百八十九记载，黄巩，字仲固，莆田人。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正德中，由德安推官入为刑部主事，掌诸司奏牍。历职方武选郎中。十四年（1519年）三月，有诏南巡，巩上疏，开门见山地说：“陛下临御以来，祖宗之纲纪法度一坏于逆瑾，再坏于侫幸，又再坏于边帅，盖荡然无余矣。天下知有权臣，不知有天子，乱本已成，祸变将起。试举当今最急者陈之。”一共六条，宗正学，、通言路、正名号、戒游幸、去小人、建储贰。矛头直指江彬一伙。由于写得好，员外郎陆震“见巩疏称叹，因毁己稿与巩连署以进”。那天，朝中有一百多人参加上疏，无不受到江彬一伙打击报复。过了两天，林大辂（莆田人）等三十三人也不怕死，上疏论救，“愿与诸臣同效死，并下诏狱”。通过斗争，明武宗最终只好取消南巡。
又据《明史·武宗本纪》说，正德十四年，“三月癸丑，以谏巡幸，下兵部郎中黄巩六人于锦衣卫狱，跪修撰舒芬百有七人于午门五日。金吾卫都指挥佥事张英自刃以谏，卫士夺刃，得不死，鞠治，杖杀之。乙卯，下寺正周叙、行人司余廷瓒、主事林大辂三十三人与锦衣卫狱。戊午，杖舒芬等百有七人于阙下。是日，风霾昼晦。夏四月戊寅，杖黄巩等三十七人于阙下，先后死者十一人”。又说：“毅皇手除逆瑾，躬峪边寇，奋然欲以武功自雄。然昵近群小，至自署官号，冠履之分荡然矣。犹幸用人之柄躬自操持，而秉钧诸臣补苴匡救，所以朝纲紊乱，而不底于危亡。”在此，编者充分肯定了黄巩等谏争的历史作用。
据清乾隆《兴化府莆田县志》卷十七《名臣传》记载，明人翁世资、陈俊、彭韶、陈音、林俊、郑岳、林有年、方良永等的奏章都富于战斗力。这是古代莆田籍政府官员的特色之一。 （未完待续）（林劲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