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瑛传世文集《翠渠摘稿》，卷五载十六篇论说文，涉及天文地理、阴阳五行、生物生理、人才政略，书法文字等诸多领域。不少文章论及政理治道与人生哲学，立意高深，生动活泼，阐发个人主张，往往富有新意，既借以自警自励，修身养性，并能发人三思而效法。
有篇题为《育蚕说》文章，说蚕以丝报答育蚕主人之恩，以至杀身而无悔无怨，借以劝告臣子报国之心，并用以自警。言近旨远，耐人寻味。
其文称，蚕能吐丝，待人养育。又细述育蚕之艰苦：造室备筐，昼夜不遑（无空闲）。始生如芒，其次如锥、如箸（筷子），至于如指（手指头）而蚕长成。蚕以主人育蚕之勤，于是尽其技以报主人。其口始忽忽吐丝，宛转不已而茧成；主人煮茧抽丝，蚕不得出而死之。文章于是叹曰：“蚕食主人之力，而报以丝；（主人）以丝之故，而竟杀其身。蚕固（的确）无负于主人哉！”
周瑛并非清谈蚕之生理习性，与人育蚕之艰辛，而是以蚕农育蚕，比喻国家育贤(培养贤材)，直指朝政之弊。他认为，国家育贤犹如育蚕，为之设立学校以教养之，为之开设科目（科举分科取士项目）以登用之，为之颁发爵赏名位以褒荣之。国家养贤可谓至矣用心（到了极点）。进而尖锐指出，作为贤者，由其养(培养)而不率（遵循服从）其教（导），蒙其恩而不知其所以为报(答)。平居无事，未尝思如何建树，以裨益国家；国家一旦有急，则相顾而骇，终无一人抗节仗义，以死其事者。周瑛不胜感慨，叹曰：“呜乎！蚕报主人以死，臣子报国家，未必皆以死；本应坚守节义去死却不死。尚且以蚕劝导其心吧！”。
周瑛斥责臣子负心蒙恩，不报国家养贤之恩，当然不是无的放矢的泛论，当是有所指向的。从其早年经历看，少时随父调戍漳浦（今属福建）镇海卫，景泰四年（1453）以邑学生乡试为举人。不意春宫不第，遂益加博览群籍，钩深探微，与理学名家陈公甫研讨理学，学问日进。十六年后，登成化已丑（五年，1469）进士第。从文集编排次序与本文主题看，当是出仕前在学期间所作，正是其蓄志效国之年。而其间发生的“土木之变”，即明英宗被蒙古族瓦剌所俘的政治事件，是明朝最大的国耻，不可避免对周瑛思想产生强烈的冲击。
据历史记载，明英宗正德十四年（1449），蒙古族瓦刺发兵进犯大同（今山西），宦官、司礼太监王振鼓动英宗率大军亲征，于土木（今河北怀来）遭敌伏击，五十万大军全军覆没，英宗亦成为俘虏。一时国中无主，人心惶惶，居守京都的郡王朱祁钰监国，召集朝臣商议战守大计。时京师老弱兵马不满十万，翰林侍讲徐珵主张弃城南逃，迁都南京。兵部侍郎于谦力主坚守，受命为兵部尚书，暂渡危机。“土木之变”是宦官擅权乱政的恶果，成为明代极大之国耻，国势自此走向衰落，朝中却无人以身谢罪，为之担责。
周瑛当时正是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如此重大政治事件，一国之大耻大辱，不能不冲击他的心怀。此文所叹臣子不能如蚕以死报主，便是发自内心的呐喊，表达对那些蒙恩负主臣子的愤慨之情。
“小臣爱国不忧死”、“披肝苦为纲常谋”。从周瑛一生仕途看，他正是以蚕报主人之志报效国家，“意当适处功名薄，行到虑时道义先” 、“但于匡主处，使是致身时”。此类赠友人诗句，便是心声的回响。其居官近二十载，所到之地，皆有善政，为朝廷嘉奖，为百姓所拥载。
周瑛称作此文，是有感于一些臣子未能以蚕报主为法，因而“说蚕以自警”。其政历、政声表明，他确似蚕那样，尽使其技，兢兢业业，披星戴月，勤理政务，自警自励，自强不息，报效国家, 安民济世。履行青年时代所立“为国张四维，反躬自点检”之人生准则。问题是，在专制政治下，人才难得，人才难用。周瑛后期正值明孝宗“法祖用贤” 、锐意改革的“弘治中兴”之时，于归家省亲后起用为四川参政，不久转右布政使（掌一省之政），给事、御史(监察官)交章荐举大用。周瑛却以母丧辞归，服除又以引年（任官到龄）致仕。恰如其诗所叹：“鸾凤在棘龙在野，古来贤哲谁逢时？”“数茎白发宦情薄，满目青山日兴浓”。 （阮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