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尉虽以警捕治安为职，然亦不乏关注、热心社会公益的“份外事”者。史志记载宋代仙游两位县尉，兴学化民的感人事迹。
南宋咸平元年(998)，泉州人段全调任仙游县尉。到任后即至县西拜谒先圣庙（孔庙）。不意庙堂早已毁圯，仅余庙基而已，圣人像亦不见踪影。段尉儒生出身，深知孔子宣扬尧舜大德之大功，对宋代以文教化天下，闽人贤才辈出而欣慰。面对仙邑孔庙的荒废，段尉感慨万千，当即决心新建孔庙。不巧，惊闻先人之丧，不得不延后之。
咸平四年（1001）秋九月，段尉守制服满上任。鉴于县西孔庙已经亡废，且选址亦不适当，故决定在县治东南的一片闲田上重建。于是，段尉召集主吏、匠师，宣布重建蓝图，强调：“楹欲广(广阔)，栋欲隆(高起)。我为不朽之事，尔用大壮（广大雄壮）之法”。“于是吏受命，匠受指。率士以义，士悦其施；使民以时，民乐其力。一唱而众材备，再鼓而百工毕会”。择时十月五日开工，次年三月竣工。“外观中检，率(规格)如始意(原先构想)”。由于事合民意，选准时机，故人心齐、效率高、工期短、质量好，符合原先设计创意。包括前殿后堂、左右廊庑，殿有孔子及四科门人塑像。又按新任莆宰、鲁人梁象传自山东兖州孔庙七十弟子像，与自己珍藏的《三礼图》（唐人古画），作七十二门徒像。建桥植栏，造“游圣亭”、 “移风厅”，作“日新” 、“中鹄”二亭。这种规制，当时四方郡县是很少能够达到的。三月九日，段尉率县令、主簿备三献之礼，宣告孔庙落成。又于移风厅大奏礼乐，让民众观赏，盛况空前。段尉还亲自撰写庙学记。叙述重兴庙学始末，刻文于庙碑。为了仙邑儒学的振兴，可谓殚精竭虑，尽力必成，功大意远。仙邑人士欢曰：“在此做官者，前所未有也”。因其花大力兴学劝教，仙邑的儒雅科第始盛。以至二三百年后，人们议论儒学时，总是提及段尉之功。志称赞段尉“扶植风教，作兴士类，邑人慕之。”
另一是北宋仙游县尉凌景阳，拔助蔡襄兄弟读书故事。据《仙溪志》，凌景阳为仙游县尉，一日于近郊复验公案，一道士带二童子前来围观。童子眉目清秀，精神爽拔，景阳问：“童子为谁？”道士言：“农家子，姓蔡氏”。问：“读书乎？”曰：“未也”。二童子即蔡襄与蔡高哥俩。凌尉公事毕将归，告戒道士传话蔡家，把孩子送至县邑，将亲自教其读经。果如所愿，蔡氏兄弟日益长进不已，如同老学者。凌尉秩满将离仙邑时，又带二人去郡城，拜托太守安置于郡学督课之。其后，蔡襄与弟俱擢进士第，出自凌尉公督发其读书的。《兴化府志》、《闽书》及一些蔡氏谱牒亦录此说。《兴化府志》评论称，尉职为捕盗，景阳为尉，“乃肯造就后学如此”。蔡襄后为一代名臣，勋业满天下；蔡高官虽终于县尉，号为神明，“皆(凌)景阳培养之力也。夫称人善(有道德)必本其师友。”
今有论者因未见蔡襄本人提及其事，且故事时间、地点、家境等，亦与蔡襄家世有抵触之处，而存异议。同时又称，凌尉于蔡襄中乡举后，爱其才学，遂引至江苏江阴岳父葛惟明处，从学三年。因蔡品学兼优，将季女许配之。天圣八年度（1030），蔡襄自江阴徒步进京赶考，一举登第，旋返江阴与葛清源完婚，与凌尉成为连襟。（《蔡襄青少年时期考略》）。尽管二论大相径庭，但凌尉对蔡襄的引师课学，则异事同归，一致肯定凌尉对蔡襄早年学业的重要推动作用，从而为其举业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鉴于多家史志有记，不宜轻易否定。
黄岩孙作为仙游县尉的后来者，不但将凌尉慧眼识才、促学成材的帮故实，载入县志，又将此事同其后段全县尉新建仙游儒学的善事，一并写入《仙游县尉厅记》，认为蔡襄最终成为庆历名臣，“系一尉教诲之力”。盛赞：仙邑县尉“不局（限）于其职（指本职警捕）之中，而行其志于其职之外（指兴学促教），可不谓贤乎哉！”又将尉署的书堂命名为“思贤堂”，藉以追思段尉兴学教民之功，凌尉挈（提携）民就学之德，洗涤世俗对县尉“位卑事俗”的偏见，并劝告后来之官者追随其贤。可谓语重心长矣。
黄尉的《厅记》不但为段、凌二尉报功颂贤，更对一县之尉如何立功建业，提出深刻见解。指出：县尉之职，虽卑凡俗，“然事俗而不自为俗者，学充于事也；官卑而不自为卑者，人大其官也。故有都三公而飘忽如烟埃者，亦有屈一尉而震耀随日月者：顾树立何如耳！”意思是，县尉之职事虽凡俗，但自己不视为俗，是因为将学业充实至职事中；官虽卑小，但自己不视为卑，而要靠自己把官做大。因此，京都三公官虽大，亦有像烟尘一样飘忽消失的；亦有屈身卑职的县尉，却与日月争光震耀。只不过看自己如何建树，能否奋发有为罢了。道出县尉们成功的诀窍。故南宋资深老臣、仙游县人陈谠曰：“（县）尉职之为难，非有才识，莫称（称职）厥(其）官。”（《仙游县尉厅记》）。《兴化府志》论曰：“尉职在于捕盗，若(庄)梦说专心本业，固得(得职，称职)之矣。至于段全留意学校黄岩孙用力文事，尤见其材之巨而职之能兼也。”上文所举青史留名的莆阳县尉（包括几位外地籍县尉），无论守职警捕，或是热心职外文教无不自励自强、奋发有为的结果。 （续完）（阮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