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1879—1964），陕西三原人，祖籍泾阳人（今陕西泾阳西北）。本名伯循，以字行，晚年号太平老人。清光绪年间举人。因不满清王朝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在光绪卅年（1904）出版《半哭半笑楼诗草》，讽刺时政，奚落朝廷，遭清府通缉。次年参加创办复旦公学、中国公学。光绪卅二年赴日本募款办报，访孙中山，入同盟会。宣统元年（1909）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鼓吹革命，被苏松太道道台蔡乃煌批捕入狱。陕西某道道台程淯（字伯葭，湖南人，曾来莆田）同情革命，闻于右任被捕，特往上海探监。蔡乃煌是袁世凯的党羽，是个声名狼藉的大贪官。为救于右任出狱，程淯收集蔡乃煌的种种劣迹，专程到北京拜访江春霖。江春霖激于义愤，为伸张正义，根据程淯收集的材料和自己对袁世凯党羽了解，分别于宣统元年十一月十九日（1909.12.31）和十二月初九（1910.1.19）二次上疏朝廷，弹劾蔡乃煌。
江春霖第一次弹劾蔡乃煌的罪状是：官办商报，私用公款，纠结内外，变乱是非。揭露蔡乃煌用公款及道库银，津贴给《上海泰晤士报》湘平银三千六百两，各报馆经费九千六百两。又收购《中外日报》、《舆论报》、《时事报》、《申报》等。他利用公款，收买舆论，私办报纸，为树党营私、排斥异己大造舆论，揭露蔡乃煌只“知有部臣，而不知有朝廷”、“既顾私情，则无暇顾公理”，与朝廷分庭抗礼的罪恶。腐败的满清政府无视江御史的直谏忠言，将奏章“留中不发”。
刚直的江御史见朝廷无动于衷，时隔廿天，又上了一道奏章。奏章列举蔡乃煌的七大罪状，强烈要求政府给予惩办。罪一：信记洋行贿赂崇明县令，用印契购买马鞍山土地；上海租界外沿浦涨滩被贩卖；直下海浦和码头旁涨滩被串售；青阳港是商船来往的要道，蔡“受现银万两”，听凭洋人赛船，却禁民驾驶。此四事为卖公地以充私囊；罪二：无视朝廷禁烟诏令，放松禁烟，以致道署及公廨号差役，烟灯已有百盏，上海县城街巷的烟馆更不计其数；蔡的妻子每天也吸一两多的烟土；罪三：政府要疏浚浦江，耗费九百万两。有关各方举行会议，蔡概不参加，只派员应付。他又“冒滥开支”，将整治工程当儿戏；罪四：前江苏巡抚瑞澂要惩办结帮贩运私盐的盐枭，上海却成为这些盐枭藏纳的地方。他表面上也派警员治理，实际只是虚张声势，真是“引劣员以误新政”；罪五：日本人户水宽人著作《支那并吞策》和《满洲处分策》二书，留日学生吴诸华等就在日本著文批驳，蔡乃煌却不让舆论界声援，反而厚颜无耻地劝说乡人：“人言不足恤，大局不可问，只捞满百万，便引退矣。”取媚日本鬼，实在是汉奸嘴脸；罪六：其妻不容纳婢，他就把“婢女”寄养在柳涤卿家。委柳到英界会办事，月薪高达百元（银元）；把声名狼藉的低级审判官宝颐引为爪牙，无视民众声援和舆论抗争，久久不肯撤换；广东妓女陈世光，借口是“乡谊”，自由出入他的“上房”，还让她办差，达六七年之久；陈世光经办瑞澂向大洋行购二千支枪事，洋枪每支原价是九两，报销时每枝价值二十一元大洋，蔡乃煌也坐地分赃；罪七：上海有夜花园之设，男女混杂，达旦未休。宝颐结队冶游（嫖娼），蔡却置之不理。这是纵员败坏风俗。
江春霖再次上章弹劾蔡乃煌，各界舆论哗然。清政府迫于时势，不得不将蔡乃煌开革，于右任因此得以出狱。1912年，于右任当上南京临时政府的交通次长。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后，他致力于讨伐袁世凯的斗争。后来他成为国民党内的元老。他敬重江春霖忠国惠民、耿直廉洁的高风亮节，感江春霖急难相扶的恩义和坚持正义的大无畏精神，在江春霖逝世十周年（1928）时，为江春霖的遗照题词：“松柏之坚，姜桂之辛，是皆难老之征，以寿我天民！” （卢金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