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之精粹。“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是古代先贤对民本思想的典型表述，意思是，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才能安宁。论说精辟，深刻反映管理国家的本质，成为历代贤能达士的焦点话题。可概括为二句话，一曰人民为大。如孟夫子所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二曰爱民为大。如孔夫人所言：“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故此，官有百职，职有百务，总归于“为民”二字。
郡府作为古代承上启下的行政机构，其价值取向是否端正，甚为重要。史圣司马迁总结秦朝历史经验时指出：“牧民之道，多在安之而已。天下虽有逆行之臣，必不响应之助矣”。认为管理人民的方法，务必使人民安定。即使天下有臣子倒行逆施，亦定无人响应帮助他。唐明皇李隆基赐题诸州太守的座右铭，就是：“视人当如子，爱人亦如伤（对人民疾苦深切忧虑）。”南宋几位著名理学家均有从政经历。程颐曰：“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朱熹与弟子论政时曰：“为守令，第一是民事为重，其次便是军政。今人都不理会”。（《朱文公政训》）明代吾莆名臣周瑛出任安徽广德州太守时，特于公署立屏题词“视民如伤”，借以自警自励。他同后任刘太守谈及执政之道时称：“始（周）瑛作州（担任州长官），无他伎俩，但求免得罪百姓而已”。他与江西抚州太守论政时，更加明了提出：“政无善恶，安民者为善政；法无当否，便民者为善法”。将安民、便民作为衡量执政得失的最高准则。无不切中执政之要理。
莆郡太守执政为民事迹，分以下五点论述。
一曰：减负农民。
宋初，兴化地区百姓赋税繁重，身丁税征七斗五升，农民辛苦劳作一年所得，仅够交税。不得不逃亡他乡，甚至生子不养。时任福建转运使的吾莆名臣蔡襄，奏请朝廷大幅度减除漳州、泉州与兴化军的身丁税，以苏民困。南宋的税负更重，仙游小县人均承担税钱七百余文，税粮四斗，超过五代时期的苛政。一县税钱数倍于福州各县。沉重的税负，造成人民逃离，生活困苦，社会动乱。
史志记载，多位莆郡太守，关心民瘼，奏请朝廷减除税赋，以安定民众生活。南宋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知军汪待举，向朝廷请免除本军船澳、浦草等多种税钱。孝宗隆兴二年（1164），知军张允蹈，请免除“犹剩米”二万零五百石，诏免其半。三年后，新任知军钟离松再奏请减除，诏令全数免去。
何物“犹剩米”？原来，高宗建炎三年（1129），闽西北建、剑、汀、邵诸州，盗寇窃发，朝廷遣兵收捕。福建路转运暂移司福州，就近于兴化取拨现存苗米（漕运供应京师的米粮）二万五百石，以应军期急缺。本是应急的权宜之策，可是自此却成为定例。漕司（转运司）谓之为“犹剩米”。每岁责令运缴福州，致使兴化军用度大窘。四十年间，每有水旱之灾，漕司不再核减。绍兴十三年（1143），数万户农民因灾无收，湧向莆田县府，请求减免。知县高维正，担心无粮充作“犹剩米”上调，关闭县门不为受理。以至民众挤拥践踏而死者其众，高维正亦终以此坐罪罢去。至孝宗隆兴二年（1164），再遭大旱荒年，朝廷委监司差官前来察看，放及五分。次年，军储不继，无米支持。于是，知军张允蹈疏奏朝廷，陈述“犹剩米”之利害关系。宋孝宗睿断减免其半，莆民欢欣鼓舞，感恩戴德。 （未完待续）（阮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