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道三年（1167），三月，钟离松以左朝请大夫来知兴化军，循例向天子辞行，听取“圣训”。宋孝宗指使“劝农桑”，叮咛告诫“以民为念”。到官后，遍问民间疾苦，获知“犹剩米”是“为斯民之深害者”。时值连年大旱，民间所收十才一二，其中亦有颗粒无收者。漕司虽许从实减免，但军储仅可支持到六月，难以为继。若依旧以一半“犹剩米”输之福州，本地则无水旱灾荒储备粮，使一方之民受其害。若坐视不恤，则民力凋瘁，狼狈日深。于是，披肝沥胆，冒不测之诛，极言陈情，昧死乞请将所输福州一半“犹剩米”尽行蠲除，以宽民力。钟知军所奏，仰副孝宗临遣训敕，充满忧民济世之情，兼及国家利益。孝宗从其所请，诏令尽除之。为兴化民众做了一件大好事。
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知军潘畤奏请减免绍兴年间开征的经制与总制二项的虚额钱（经制、总制钱，是朝廷向地方征调的各项财赋与杂税之总称，是南宋的重要财政收入），又奏请减免每年所征的丁米钱，所请两项各千数万，民众大蒙其惠。
宋光宗绍熙二年（1191），因春夏雨涝成灾，知军赵彦励（字懋训，河南浚水人），奏请以节省的财用，与民挪融代纳。又请将三县额征僧道免丁钱计六千九百贯，除去旧额，以现存之数为准。所请两项皆为朝廷所从。
南宋高宗时，鉴于土地税混乱不均，推行“经界法”，即重新丈量土地，重定税额，以扭转税负不均问题，取得了成功。但后来却中断停止。宁宗开禧三年（1207），知军王居安（字资世，浙江台州黄岩人），初上任便向朝廷列条奏报便民之事，乞请实行经界法，以平均税负、劳役。
对省司未能均衡各郡府的税赋、劳役负担，莆郡太守们亦据理力争，以减轻民众负担。南宋知军钟离松，在报请尽减“犹剩米”奏疏中指出：“一州一郡自有一州一郡财赋，不免通融支拨，但应当损有余以补不足。兴化岁入财赋比之福州才及十二分之一，岂应反令小垒裨助大藩？”终于得到改变。明代知府潘本愚，针对郡内逃绝户产业被豪强欺隐，粮号无征，往往责派小民帔纳的不公平做法，一律根究受产业之家征之；间有无从根究者，则令里长赔输，不以累小民，维护了税负公平。明代知府王弼，针对福州府奏报所属白沙驿供给不敷，乞请割兴化府财赋增加其供给，上司业已依奏处理。王弼曰：“此事不可以口舌”。乃上疏朝廷请述利害本末，得以更正。漳州草寇温文振起事，攻分邑、杀平民，泉、漳以南大扰。镇巡等官议定，联合各卫军及壮丁讨伐。时巡海使司马垔掌兵事，于莆田征召壮丁，王弼力争不可。司马垔曰：“奈何强以死罪负于身耶(为何将死罪强加于我身上啊）！”王弼曰：“莆郡小民寡，且与寇邻。倘征丁壮以去，寇至，将谁与守？夫失军机，死也；失土，亦死也。等死，死土可也！”意思是，丧失军机与丧失地（城邑）一样是死罪，难道可以令我因失土而负死罪吗？司马垔为其守职爱民的正义豪语所感化，于是放弃征丁而去，后亦终于平息贼寇之乱。王守不顾个人利害得失，不惧强势，处处捍卫莆民利益，深为郡民所爱。
唐代大臣李琪同唐庄宗论政时，指出：“救人瘼者，以重敛为病源”。（解放百姓疾苦，要将赋税繁重作为弊政根源），“养四海之贫民，无过薄赋”（养育天下百姓，最好办法是减轻赋税）。明代教官兼史家谷应泰曰：“夫善政在于养民，养民在于宽赋”。（《明史纪事本末·开国规模》）均切中执政要理。莆郡太守任上为民请命，反复奏请朝廷减免赋税，为民解困，可谓仁政矣！反映其“穷年忧黎民，叹息肠内热（杜甫诗《自京赴奉天县咏五百字》）”的安民济世情怀。
“莫讶此行无兴味，要将饿绝问耕农”。这是明代兴化知府徐济（苏州人）游凤凰山广化寺的诗句，反映对农民疾苦的关切。这是古代士族精英们的共同心怀。南宋知军钟离松，昧死上章，力除“斯民之深害”。其爱民义举，与莆田知县高维正闭城保官行径，形成鲜明对照。钟知军披肝沥胆为民请命，为朝廷所从，为历史所褒扬。其奏章《奏乞除免剩米劄子》，亦得以世代相传至今，弥足珍贵；高知县为了保官，不恤民情，不仅害民，自己亦以丢官而告终。这就是历史的辨证法，历史的正义性。 （续完）（阮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