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桥建设方面。郡城内外道路，旧时多凹凸不平。宋绍熙二年（1191），太守赵彦砺斥公帑羡缗，砻石（石头磨琢平整）而更之，凡十有二处，大约千余丈，横径直贯，坦然如砥（平整），民蒙其利。其后知府潘本愚、莆田县丞叶叔文等，相继督民修砌。乡下大小村落，凡经行道路，皆砻石铺砌。
兴修桥梁，是莆守们造福郡民的一大举措，其中不少堪称“世纪工程”，至今福荫吾民。
莆郡古桥首推宁海桥，位于木兰溪入海处，为闽省之要冲。四方之欲由海滨诸郡北上京师；上游诸郡南走交广，皆出其间。元代元统二年（1334），龟洋寺僧越浦募缘驾海为桥，并建寺护桥。至正十年（1350)，大桥为洪水冲毁。居民只好以舟摆渡，不免风涛之险。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池阳人（今陕西泾阳）徐则敬任兴化府同知，见宁海桥久废，“慨然以兴复为已任”。于是命工匠核算费用甚为浩大，财殚力困，难以举事。人谓功钜费繁，须用浮屠之法，度众财为之，苦于未得其人。适逢有人推荐灵云寺(壶公山)僧湘江。徐侯翌日即直上灵云之巅，登门请湘江法师出山主持众缘。时湘江正聚徒谈四方之教，见太守亲顾僧庐，毅然应命下山。居宁海小庵中，日遣其徒四出化缘，足迹南抵海、潮（广东南海、潮州），北溯建、邵（福建建州、邵武），遍叩于当代公卿臣室之门，得金钱约千万。于是伐石取料，招匠雇工，日夜施工。不幸，桥未及半，徐侯病故。永乐二年（1404），后任知府周宗璲与僚佐谋定，克成其事。前后历时十年而告成。作巨樑十五间，长八百二十尺，广二十尺，高三十尺，坚致宏壮。宁海桥为莆郡跨海大桥之最，其功之巨首屈一指，其成功在于得人。同知徐则敬有兴复之志，高僧湘江有聚财之能。《兴化府志》作者周瑛评论徐侯曰：“夫湘江以无为有，成此巨功，可谓能矣！而（引）来湘江者，非徐公则敬乎！夫徐公之于湘江，其精神气魄相感召，固有出于言语之外者矣。（徐公）一顾之顷而成数百载之功，非啙窳（苟且懒惰）偷生者所能也。”二人修桥，均出于安民济世之心。
始建于宋绍熙三年（1192）的江口桥（又名龙津桥、尚书桥），跨福清、莆田二地，会东西二溪，江面宏阔，为福莆交通之要冲。因溪海汇流，最易毁坏。仅明代便多次水毁，毁而重修，修而复毁。因该桥横跨两县，官方定例：南大桥九间（孔），由莆田县主管；北小桥十六间，福清县主管。凡遇崩坏，各遵照地界修理。天顺末年，北桥折毁十二墚，福清县坐视不管，行人苦于涉水过溪。御史魏瀚（浣）命莆田协作，计费钱七十余万，莆人以地有定界，仍责成于福清，竟亦莫就。彼此推难，历岁莫举。按察司佥事刘子肃以僧道罚银百余两，命莆僧则平谋划修桥，但则平仅用木梁架桥应急缓责而已。
成化元年（1465），岳正出任兴化知府。到任后便向河泊所官吏党哲，询问大桥失修原因。党哲对曰：“两县所以辞艰者，实因费侈（费用大），费之侈者止于（在于）桥梁。梁用十二，各广（宽）二三尺，修（长）二丈四五，必取于海外，非百人莫敢独往，非百工莫致其一。以十二梁计之，已用五十万矣！况陆虞（陆地上担忧）蛇虎之害，舟怵（船上恐惧）风涛之险耶！”岳正顿然想起经过前岭时，看见溪涧废桥狼籍，略无人迹，向党哲咨询其情。七日后，党哲回告其探得情况，曰：“去江口五里许，有废桥曰迎仙，其樑完者十（有十块石樑完好），广（宽）足以当之，而稍短者十之一（长度稍短十分之一）。海通潮汐，可以海舶出之（用海船运出来）”。岳正又同石工商议，石工曰：“就长其墩(加长桥墩宽度）可也。”
经过一番调查研究，问计于民，岳正对修桥之事胸有成竹，遂向党哲面授方略，并令督成之。涉及桥墩、桥基、桥梁主体结构，木、石等材料取运，施工工具、工匠民夫工资及生活安排等，计划缜密，管理有方，上下齐心协力，不到四个月便完工。实计费银不足八十两，均来之于上司的罚款，未向民众特别征收。充分显示岳正的高超治才。岳正自撰《重修江口桥记》，记述修桥始末，详载用人用料，用工调度、财务开支等各项开支数据，乃至工人伙食安排（“给菜隔日鲜，再日肉”），亦显其精干公廉、节用爱人品格。
宁海、江口二桥的重修，可谓莆郡太守修桥利民的典型事例。史志记载，单是岳正任上，先后修桥九座，故民间有“三年知府九座桥”之誉。其后任浙江黄岩人王弼，一心以民众痛苦为念，大力兴建各项利民公共设施，修桥达十四座之多。充分表明莆郡太守执政惠民的价值取向，同时显示郡政的成就。正如邑人御史林诚在后来的一篇桥记中所论曰：（林）诚以桥梁虽王政中之一目（一个项目），然可以占百治（窥视政治）。使（假使）莆土地未辟，田野未治，则财用不足，是桥其（岂）可成乎？老有未养，贤有未尊，则礼义不兴，是桥其可成乎？俊杰有未在位，则职业不举，是桥其可成乎？故（林诚）于今日不为一桥喜，而为莆之政治喜，为牧守之得人喜。“（《重修尚阳桥记》）。按，成化十五年（1479），因海涛为灾，江口桥陷南桥二门。知府刘澄等率民重修，林诚撰此记，视桥为郡政清明安定之标志，甚有见地。 （未完待续）（阮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