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曰爱惜民力，劳民不怨。
在古代工程技术条件下，兴建公共设施，需使用大量劳力。作为农业社会来说，用工须不误农时，使民劳而不怨。这是历代莆守兴建公用工程所遵循的一大法则。
天平兴国八年（983），诏命兴化军治自游洋迁至莆田。建设新军城，无疑是个重大而迫切的“政治任务”。首任知军段鹏，“从容整暇，往往于农隙时借请民力以为之”。因随就简，以原有都巡检廨（官署、官舍）为军治；建崇楼于军治之前，以鸣鼓角；迁都巡检廨于城西，以便巡警；建都监于军治之东，以提举兵马公事。“以及司法、粮储、关防、务局，或仍旧制，或新改作，皆以农休量假民力。其劳则鲜，其功则倍。黔庶（平民）有乐城之心，道路无怨咨之言”。（﹝宋﹞陈仁壁《兴化军厅记》）。郡志称“（段）鹏虽劳于使民，而民不怨。后世论创始者称（推举，称赞）段知军云”。
明洪武十三年（1380），兴化卫指挥程昇因增军士，请拓地扩城。命下，贫民以劳役为忧。知府李椿曰：“役以赋起”。即按照民赋多寡而授之役，令有干济才的莆田县主簿郭贞督察其事。郭贞劝助有方，“事集（完成）而民不扰”。弘治三年（1490）出知兴化府的王弼，“凡有兴作，必先营度无所苦病乃施工”。其修建治理木兰陂、洋城斗门、南港斗门、樟桥等公共工程与官府次舍，皆有条不紊修建，而“民若不知其有所为者”。
目睹有的城市，将中心城区土地出让给开发商，蛮横拆迁原有商住设施而长期违约不建，致店主失业，居民流离，交通阻塞，环境恶化，成为典型的扰民工程。此并非官不如昔，而是德性沦落，权力失制，政失所本也。对此，元代邑人傅定保所作《兴化军录事厅记》，对役不扰民的做法有全面深刻见解。认为：官有职分焉，治守系一城之耳目。居必爽垲（高、燥），规置必端直，宴处必静深，并非全是为了奉侍自己，而是用以疏明视听，养神安身，清明政令之源。世人既不满那些苟且无为的软弱庸官，亦诟病那些虽足以自奋，又乘兴建之机贪掠强派，令民忧戚的强官。“有能于政务余暇，储度财力，以新旧起废，使民不知役，可不谓贤乎？”老百姓欢迎拥护的正是这种，为民办事而不扰民的贤官能臣。
三曰多头集资，经营有方。
兴建公用设施，爱心是动力，资金是基础。历史上为何一些太守精英能够兴举善事，青史留名，而更多的人则喜逸惮劳，碌碌无为？其症结即在于此，尤其有一套解决费用之政策，否则，虽有心惠民，终亦难成其事。
北宋段鹏知军始建的兴化军城，至南宋理宗绍定间，已是四境荡然，破扉不闭。因北盗南进，城民人心惶惶，不可终日。郡府虽欲筑城安民，无奈郡力已屈，人事变故，难以成事。曾用虎来知后，欲成其事，针对“费杂且广，无以为继”之悲观言论，奋然曰：“吾患无政（策），不患无财。”锐意为之，两年建成。计费用緍钱二万四千余，楮币（纸币）六万六千余。其中，朝廷赐币四万，漕台助钱、楮各千，其余悉由郡库支付。这是国家、省、地三级集资的政策。
多方集资，尽量减轻民众负担，更不可借机敛财，这是莆守们坚持的一条原则。北宋创建的北洋陈坝斗门，上受众流而下泄之海，独当其冲。岁久失修毁坠，农民一再叫苦，只因工费繁重，计议者感到为难。南宋绍熙初来知的赵彥砺，截流裁基，新建斗门三间，费金钱四百余万，请于常平司得四分之一，又节约其他经费补足工程费用。均摊农民的费用仅为旧时一半，极大减轻了百姓负担。赵守还以郡库羡余（地方杂税）收入，修建郡城大街小巷道路，方便民众。明代知府岳正重修江口桥，利用废桥石梁，节省费用过半，所费银不足八十两，且是出自按察司佥刘子肃的罚金，而非向民众征收。知府潘本愚重建府署，所需材木、砖石大多取于废寺，故“功成而民不知”。岳正视郡事应当修举者甚多，后顾郡库空虚，用度不足，于是节缩公私浮费，而多方经理工程。明知府潘琴重修城门时，议定“功可借于民，财不可敛于民”。乃广节冗费，细积羡余，购材陶瓦，又拆淫祠、废寺栋梁瓦石尚可用者用之。邑人名臣林文，为知府潘琴重建城门作记，赞曰：“噫！甚哉，创造之难也！谋出于苟简者，必无经久之计；财出于敛求者，必兴谤譺（非议，怨言）之怨。今财也出于公，而用之无虚费；力借于民，而使之以时。故民皆乐于趋事赴工，其用力也齐，其成功也速。”（《莆中城门重建记》）林文在《岳公桥记》中，称赞岳正“公来莆，兴民之利最多”、“经营有道，人心悦而用力齐，工夫易就，足为经久计。”都是对莆守兴建修举公共工程，所实行的有效政策的精辟总结，于今仍有借鉴之处。史志还记载，明代知府丁镛，闻知省上无官钱支持修建莆田县庙学，率先捐资倡导士民，于是“邑人亦多持镪(钱串)以来，建成大成殿、二庑、橶门等建筑物。
重视发挥寺门僧家作用，是莆守兴建工程的一大特色。元代兴建宁海桥，就是由龟洋寺僧越浦募缘筹资建桥的，并建吉祥寺护桥。明代兴化府同知徐则敬重修时，因费用甚大，财殚力困，亲自上壶公山恭请灵云寺（今凌云寺）僧湘江主持桥事，从募缘费用、主持工役，历十余年建成。江口桥历次修建工役，亦多由僧家主持其事。据郡志记载，宋明时期的桥梁、陂塘、斗门等公用设施，由僧人主持的达十四五项。僧家的严于戒律、清贫苦行精神，其超脱世俗而又为民所信赖的地位，以及个人才华，具有独特的优秀经理人素质。 （未完待续）
（阮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