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曰前建后修，精益求精。
莆阳郡守兴建的不少公共设施，都是跨世纪的工程，泽流百代，福荫莆民。许多郡守，对关及民生大事的城防、桥梁、水利等设施，尽力维护修理，立足长远经久，精益求精，改进创新，乃至清基移址重建，发挥更大经济社会效益。
莆田城始建于兴化军治迁移之时，土垣茅覆，实属草创。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历代均有加筑、修葺。宣和三年（1221），知军张穆筑城，增高城墙，加厚墙基，上砌砖壁，开辟五门，门为楼，城下为壕，引水绕城。元至正十四年（1354），兴化路同知关保依旧址重修。南宋绍定五年（1232），知军曾用虎筑城，“斥逐其不勉者，向之苟简，悉趋坚好。”城墙由原有一丈五尺增高至一丈八尺，表里石，外覆以砖，五门楼堞，焕然一新，遂以“石城”名冠福建。明成化十年（1474），知府潘琴修城，“鉴旧弊，图无虑，城坚而池深，门楼高爽，轮奂一新。”（林文《莆中城门重建记》）作为兴府府（军）象征的譙楼，历代多次修建，于今不减雄姿。
作为兴化平原水利命脉要害的木兰陂，始终为历代莆守所关注，不遗余力，维护修建，确保其引水溉田效能，其设计技术、工程质量亦有长足进步。元代兴化路总管郭朵儿、张仲仪，相继创建万金斗门，引木兰陂水北注，灌溉延兴、孝义、仁德三里田亩，北洋人始享受木兰陂水其利。木兰陂旧为三十二门，元人修治减去三门，因近岸处只宜筑固，以杀水势；旧时用木板为闸，随旱潦启闭，一时措手不及，或致伤人。明通判董彬皆易以石，合理设定高度，潦则水淫上过，旱则水留陂中，不假人力，自为启蔽。旧时所设小二、水手，皆自此废去；旧陂就土立石，元人重修时改为于石下立松木，每层不过五根，为脚单薄。董判乃砍木为板，厚四寸，入于土中，加石其上，钩锁结砌，压以巨石。后莆田县丞叶叔文认为：“董判以石傅（附）板为易坏，元人为址单薄亦易坏”。乃尽板而出，以松木椿入地九尺，广加一丈二尺，然后布石其上，钩锁结砌，牢不可动。凡三十二门，每门沿旧法代石为楗（柱），附楗立砥柱，柱上压以巨石。内叠长石以接水，外叠长石以送水（保护陂基不受水流淘空而动摇），然后陂立水中，屹然如山，宛如水上长城。明代知府王弼治理水兰陂，不放过涓涓细流，求孔塞穴，保护陂基，同时补缺石埕流失条石，加固陂岸，防患于未然，于细微处见精神，显示其深谋远虑。故郡志称木兰陂“前人创始，知识不凡；后人用计修治，亦或有可取者”。
南宋嘉祐中，知军刘谔创建的太平陂，其工程技术亦属创新之作。萩芦溪地险流长，刘守率众于溪流立基筑堰为陂，深二丈，阔二十丈。又以渠作圳，引水南注，沿山而行，皆用石砌理。遇山壑断处，作砥柱联驾石船（高空石渠）飞渡之。其势盘折蛇行二十余里。入境后分上下二渠，分灌高仰田与平洋田，灌田七百顷，又废原三水塘为田地，民受其利。绍定中，圳毁坏，郡守曾用虎命莆田县丞陈于頣从新修治，因石料用量大，有人建议：“松（木）性宜水，置于里，饰石于表，可省费。”曾守曰：“木不寿（命）于石明矣”。悉易以石，确保经久耐用。郡人更名为“曾公陂”。
五曰守身如玉，廉洁工程
不可不说的是，莆阳郡守在兴办公共工程的过程中，守正自律，廉洁奉公，少有牟取私利、贪贿自肥的劣行。上述请用僧家全盘主持工程事务，本身就是不插手工程，廉洁从事的明智做法。明代知府潘琴（字舜弦，浙江处州景宁县人）为人有志学古，端方静定，人撼之不动。不遗余力举办惠民实事。一日，有民来告其乡里有桥当修，潘守闻其情，即检府库中银一包与之。此银乃是旧时变卖其里中淫祠所得，“封缄如故”，民始知潘琴不是“墨吏”。
最为典型的是明代知府岳正，一位因忠直忤势而贬官来知的宰臣，莅任三载，拆淫祠，铸礼器，布庙学，修书院；作小西湖，开兼济河，筑南北堤；造桥开港，购谷实仓等等，修举甚众。由于府库空虚，用度不足，乃节缩公私浮费，而多方经理之，马不停蹄地为莆民兴办惠民实事。史志称“公来莆，兴民之利最多。”（林文《岳公桥记》）因触犯豪强势力，造谣生事，怀疑其财谷出纳，容有所私，谤议蜂起。乃进京力陈，致事以归。邑人史家周瑛对此特作评论，曰：“岳正之莅官，请托不行。凡所兴作，支给用度皆出自手，而嫌疑弗恤（体恤），故一时谤讟纷起，虽有一二持公论之士为之辨析，卒（至终）莫能胜。及其去任，莆预备仓积谷数万石，凶荒有备，民始德之。去任未几，家计肃然（衰落），滨（濒）于贫困，人始服其居官有清操云。”(《兴化府志·岳正传》)可谓查出了一个清官！其始作俑者出于自家利益，以怨报德，构陷正人君子，将何以立地自容。
莆阳郡守精英们的“廉洁工程”，显示出其高尚的道德情操。这是需要很高的素质与很严的自律精神的。北宋莆郡知军汪待举字怀忠，衢州人，每有干以私谋求私利者，曰：“某秉笔予夺，如见神明罗列其旁。干者缩颈而退。”诚然，神明是不存在的，守身如玉的自律精神胜于神明。面对时下大面积的“腐败工程”，前赴后继的贪官，不亦悲哉，不亦痛哉！
综合上述特点，莆守兴办公共工程，急民所急体现其爱民情怀，是其兴建之动力；使民以时、多方聚资，体现其处事的智慧与能力，是其兴建事业之策略、领导艺术；继承创新，讲求质效，志在长远，体现其兴建的务实与创新精神；守身如玉，廉洁工程，显示其兴建惠民之真诚。总之，执政为民，爱民惠民，贯穿莆郡太守精英执政之全过程，体现其执政宗旨、官德政风、学识能力与人生信念。
明代邑人户部员外郎陈中，致仕归里后，称赞莆田县知县刘玑，重修南安陂事迹具有“三善”：“下车之初即以水利为己责者，义之勇也；不为浅近之谋，而为长远之规，知之明也；为民父母，而贻民以无穷之利，仁（仁爱）之泽（思泽）也。为陂而具三善，是故可记。”须知，陈中曾参与修纂明成祖、仁宗实录的大文才。其称重修南安陂，“虽费乎民，而民以为贻千百年之利；虽劳乎民，而民以为贻千百年之逸。莫不同心协力，如子趋父事。”（《重修南安陂记》）亦可作为莆守精英兴修公共设施善事的一个总评价。
明代名臣邑人周瑛主纂的《兴化府志》，记载莆郡太守精英事迹时论曰：“盖治城郭（城墙），所以保民也；穿沟渠，所以养民也。历观有宋诸贤良来守吾郡，若王克恭、曾用虎，相继以筑城郭；若刘谔、郭汝贤、汪作砺、张渊，相继以兴水利。长城言言（高大），以战以守；流水汤汤（大河急流），以灌以溉。凡我郡人，恶（怎么）可忘所自（来因，由来）哉！”（《兴化府志·吏纪》）。其执政为民风绩，亦值得当今莆民们缅怀，长官们借鉴的。 （续完） （阮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