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政府为了落实“使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等方面，恤民措施不断出现。《重刊兴化府志》即弘治志卷之二十五《恤典》指出：“岁遇饥馑，有赈济之典焉；民苦穷独，有录养之典焉；军民疾病，有惠药之典焉；死亡无归，有收葬之典焉。至于虑囚之典，三岁一行；养老之典，累岁一举，以及旱干水溢，放免田粮，亦以奏告而屡行之hellip;hellip;”
那么，在明代莆田，地方政府又是怎样落实恤民政策的？
一、赈济之典。《重刊兴化府志》说：“宋有常平仓、社仓、义仓。国朝洪武初有四仓。所谓四仓者，酌量道路远近，以便赈济而设也”。
明初莆田县延寿里有岑头仓，仁德里有李墩仓，景德里有郑庄仓(俱永乐四年立，后来废去。)国清里有埔头仓（正统五年即1440年主簿唐礼立），延寿里有涵头仓、景德里有黄石仓、兴福里有岭头仓，俱由弘治十二年（1499）知县吴远立。郡城内有总仓二所，成化三年（1467）知府岳正立。在那时，莆田县境内之所以建立那么多粮仓，主要是为了备战备荒，防范于未然。莆田地处东南沿海前线，这里常发生倭患，给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造成严重的威胁。嘉靖卅四至四十二年（1555-1563），长达九年的抗倭保卫战就在这里展开，最终取得震惊中外的莆田大捷，莆田也因此获得了“壶兰雄邑”的光荣称号。要是没有充分的粮食储备，那真是不堪设想的。
二、养济之典。《重刊兴化府志》说：“宋有安济坊、安养院（在望京门外），俱崇宁、大观间（1102-1110）建，以收恤疾病窿老之人，为德至渥。莆田县南有仁寿庐，庆元（1195-1120）初知县廖德明建，凡道路来往疾病之人，皆取给焉”。
元改安养院为养济院，即宋旧址为之。
洪武十八年（1385），因旧养济院重加修理。弘治六年（1493），知府王弼迁建于肃清门外郡厉坛之右。厅堂悉依旧制，而房舍视旧加多，且极洁静，孤老就居大悦。每月照例人给米三斗，柴九十斤。每岁寒暑布各一匹。死给棺一具。
三、医药之典。《重刊兴化府志》说：“国家设医官，率领医生以医疾病。复设惠民药局，授以官价，收买药饵储积其中，使凡有疾病者，皆取给焉”。这就是说，在明代，医疗事业得到重视，医生行医实行官方管理。与此同时，设立惠民药局，以平抑药物价格，不让各地医院乱要价。
四、收葬之典。始于宋朝崇宁二年（1103），“诏以不毛之地为之”，以掩埋那些无人认领的尸骸。兴化军奉诏立于广化寺之西冈。明代莆田县二所：一在南厢筱塘山之原，宋朝绍熙元年（1190），知军赵彦励创建，明朝正统十一年（1446），主簿唐礼修；一在东厢太平山，周围一十亩，弘治八年（1495），知府王弼创建。
五、虑囚之典。三岁一行，明朝首创。做法是，“在京遣堂上官会审，在外遣刑部或大理寺官，会同巡按御史及分巡守官会审。除情真罪当者照依原议，其或情有可矜，罪有可疑，及事无证佐者，准予辨理具由请旨发原问官吏，失人亦不加罪。民赖以全活者甚众”。公堂只怕逼供信，屈打成招，误国害民。对前任的断案重新审理，并请受害者大胆说话，澄清事实真相，无非是为了及时纠正冤假错案，维护法律尊严。法律有了尊严，社会才能安定。所以，虑囚之典维护的是国家法律的尊严。
六、养老之典。
洪武九年（1376）八月十一诏书规定，“民年七十之上者，许令一丁侍养，与免杂泛差徭”。这一决策称得上是对老年人的关怀，平时生活有人照顾。十九年六月二十日诏书规定，“贫无产业者，八十以上，月给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岁加赐帛一匹，絮一斤。其田产仅足自赡者，所给酒肉絮帛如之，富贵户不给。京师、应天府、凤阳府民八十以上赐爵社士，皆与县官平礼，并免杂泛差役。冠带衣服另议颁行。正官岁一存问。给赐之物，本州、县委敦生员，按月诣门礼送，毋得给与陈粟。著为令。”后来，后继者发扬光大，其他郡县也赐冠带，八十岁以上老人有此殊荣，只是赐米、绢、棉絮、酒、肉数量有所不同。最近，笔者参加九牧林一房谱校对，方知到了清朝，赐冠带脯帛这一养老之典也坚持下来了。
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是他对中国原始社会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并得到了历代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等的高度重视，给了不同程度的继承和发展，无不收到了一定的社会效果。在恤民方面，明代较前有了新内容，新创造，并得到各地的具体落实。明代莆田恤民政策的落实正说明了这一点。（林劲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