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先贤倡导以德治国，故而视教化为王政之本。所谓教化，就是教育感化之意。西汉大儒董仲舒曰：“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春秋繁露》）他总结历史经验，得出“南面而治天下（治理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汉书·董仲舒传》）其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教之化民也，深于命；民之效上也，捷于令”（用教育来感化民众，比命令深切得多；民众为上官效力,比下令还要快捷）。西汉政论家刘向谈论政理时，把政治分为三等，视教化百姓为第一等（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国之政胁之。）教化既是为政之大务，故重教兴学成为历代之“国策”。儒学经典《礼记》称：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视敬教劝学为建国之大本，以兴贤育才为政之先务，并将学校的兴废，作为国家政治盛衰之标志。吾莆明代名臣、国师郑循初曰：“学校之设，作育贤才，所以为天下致治之具。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自古有天下者，未闻舍学校而为治者也。”（《皇明莆田县科贡题名记》）。
莆郡历史，生动地证明先贤重教兴学思想之先进性与实效性。莆郡的经济社会发展，与重教兴学息息相关。历代莆郡太守精英，把握重教方针，大力兴学，形成宋明时期兴化地区重教兴学传统之盛，以读书为故业成为一种风俗，造就科举鼎盛、人才辈出的局面，对整个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亦极大鼓舞人们坚持重教兴学的优良传统，成为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助动力，形成良性循环局面。
◆ 方仪倡建军学之功
兴化军学，始建于宋代咸平二年（999），由儒生方仪倡建。方仪先祖歙人（安徽歙县），至祖父方廷范（历任长溪、古田、长乐知县）居莆城刺桐巷，因名方巷。父仁岳，为秘书省正字。方仪身为儒生，目睹郡城庙学低矮破烂，不若佛教、道家宫祠，甚为感慨，决意将庙学“新而大之”。时逢朝廷有诏立学，方仪伏阙上书，乞建军学，得旨赐地。（何乔远《闽书》称，方仪“捐所居室建本军庙学”。）方仪、陈诩捐资助成之，郡人翕然输钱三十万建正殿，塑先圣、先师和十哲像，绘从祀于两壁。因资金不继，工程停止。咸平二年，方仪与弟方能、从子方慎言赴京科试，借机再次伏阙下表其事，乞请以官钱完建三礼堂与步廊、御书阁等配套工程，以表示朝廷向边远地区人民倡导文教之意。朝廷嘉奖所请，有旨给钱三十万，命从官库支付，由郡府长官主办之。工程于咸平六年（1003）完成，军学建制自此完备。
据时任仙游县尉段全所记，当年修建军学是高规格的大手笔。“材必市奇，工必募良，乃峻斯堂，乃延斯廊，乃崇斯门”。由正殿之北辟廊为室，以秘藏典籍，为生徒斋舍；又征集考据各式礼器形状，摆设模式，仿法陈列，大小齐备，无一遗漏。与畿甸、邹鲁等文教发达地区的孔庙比较，“庙之文（礼乐制度）不一缺也”。（段全《兴化军学庙记》），并高度评价方仪“无位而谋其始”、“变闽为鲁，实仪之力”的创学之功。
作为史家的邑人、明代名臣周瑛，在《方仪传》称：“由是莆之学校日盛”。并不惜笔墨全面深入论述其深远影响。曰：“莆置郡肇自太平兴国之四年（979），逾二十年未有学也。至咸平三年，始从（方）仪之请，赐地立庙学；继复从（方）仪及其弟侄之请，而学制始大备焉。夫（方）仪非有民社（人民与国家）之寄，于莆乃拳拳于学校之建如此，亦可谓知所重（重大、重要）者矣。自是莆人讲肄有所，教养有法，人才日底（抵）于盛，至称为海滨邹鲁。是因国家气运之盛使然，然学校教养之功，亦岂可诬（轻视）哉？”对段全“变闽为鲁，实仪之力”之论，作了全面的诠释。周瑛又曰：“自（方）仪请建郡学之后，迄今子孙第进士、登诸科者，累累不绝，弥久益盛。殆（大概）天亦有以侈（宽厚）其兴学之报（回报）欤？”周瑛表述了古人深厚的报应观念。其实，方氏子孙科弟盛况，正是反映了先贤致力兴学育人，促使莆郡文教事业蓬勃发展、社会进步的缩影。历史证明，兴化军学的创建，对于莆郡文教事业发展，“变闽为鲁”，铸就文献名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进而对以后郡政的正确导向，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众多莆守精英，以兴学风教为执政之先务，千方百计促使郡县儒学的发展。 （待续） （阮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