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莆守精英重教兴学举措，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曰：修建校园。
由于儒学生员日增，校舍年久朽坏，以及天灾等因素，校园不应所需，故历代对郡学均有修建、扩建或重建。规模最大的是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府学教授徐士龙动议并主持的改扩建工程。北宋方仪倡建的兴化军学，至此时差不多近一百五十年了。由于生徒增多，已显狭隘；又因年久失修，到了“腐蠧漫漶，催压略尽”的地步。徐士龙系浙江永嘉人，受命来居师席。他是个忠于职守、事业心甚强的学官。到任之始，见学校破败惨况，布局亦不合理，慨然欲改作。一日，进告诸生当今国家稽古礼贤，与兴修学校的意愿，又向部使者鲍延祖报告军学毁损败坏惨状，获得1300万缗经费，遂于明年冬十一月，开始对军学进行大规模改建。一改原先“庙屋中峙、学馆旁置”的布局，形成“东庙西学”的制式，使奉祭与修业分开，凡庙学之制式细大毕具。庙之前有崇阁，用以深藏御书；庙后有广堂，用以绘画“三礼”（古代祭天、地、宗庙之礼）图。于学园中庭砻石蓄水，遵从古代诸侯泮宫（学舍）之制。同时，又于庙之东侧设立县学，以及教官治舍、仓库厨浴等附属设施。计为屋凡480间，堪称莆郡建学之大手笔。时人叹曰：“学宫壮伟，甲于闽都。”
南宋状元出身的名臣、邑人黄公度受请作记，称赞改扩建后的郡学，“非特制度宏伟，雄冠一时，而规划有理，虽百世而不能改。”他例举汉代蜀郡（成都）太守文翁治蜀，知有所本，称为“循吏”（奉职守法之官），能使蜀人至今思之；讥讽那些目光短浅，为日常事务所牵累的“俗吏”们，是“乃知一时之功利，不足以当万世之教也。”盛赞徐教授乐于发扬吾闽重教兴学之习俗，继承践行古人（文翁）兴学之举，虽位居“冷官”（冷门、无权之官），力难使人，却能成就如此，假设其权势可以像文翁那样自为，其能量与成效更是不可估量的。（《重建兴化军学记》）
其后，莆郡太守对军学时有修建。规模较大的有：南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军学因火灾，“毁于火者几半”。明年，知军汪作砺依照原式重修之。绍兴二年，知军赵彦励重建忠恕堂，作为教授廨舍（办事与居住处），并建学官教官处所、诸生斋舍与经史、祭器库。即便在不重儒术、学政不修的元代，教官学职们仍千方百计维护之。元贞元年（1295）教授曹志，请示郡官同意后，重修夫子庙，修葺堂庑厢屋、斋庐库藏等设施，秩有成规。至顺二年（1331），兴化路同知廉大悲奴，收复被侵占的教授厅，并作杏坛，辟乡贤祠，葺忠恕堂，修尊经阁。至正八年（1348），邑人学录黄烈，请于郡，节缩学田赢余修建庙学，光饰礼殿，大修讲堂，庙学焕然一新。
明代重教，令天下府、州、县修明学政，厘定规制。洪武三年（1370），兴化知府盖天麟重修兴化府学，奉例定先圣、先哲位次，饰两庑诸贤像，改道化堂为明伦堂，省东西十斋为四斋，辟仪门，新会馔堂，建神厨、祭器库、宰牲所等附属设施。其后屡有修建。明嘉靖四十一年（ 1562），府学被倭寇焚毁。后年，邑人御史林润，奏请朝廷下拨银三万两重建府学。知府易道谈受命重建，悉复其旧。
二曰：完善设施。
郡邑庙学俱有杏坛，作为授徒讲学处所，而莆独无。元代至顺元年（1330），兴化路同知廉大悲奴，于敬义堂后建杏坛三级。廉侯号秋崖，赐姓廉，高昌人。以奉议大夫来莆莅职，志称其“视学校如家，区画措置，俱出人意表。”
射圃是庙学重要附属设施，为诸生练习射艺场地。射艺是孔子授徒“六艺”之一，不仅可折冲御侮，还可观其德行，故成为传统。自唐代开始正式开武举，宋代吾莆兴化县人薛奕，为古代第一个武状元。明代开科取士，确定会试后面试骑射。朝廷还降旨令各府州县儒学，于学后设一射圃，训诲生徒。每日讲读文书罢，教学生习射，每月朔望要试射，有司闲暇时与学官一体习射。又尝考论古射礼颁布天下。兴化府学射圃，旧在望海门（东门）外，为居民所侵用。洪武二十年（1387），知府宋麟另辟府学前民地为射圃。正统八年（1443），佥事李在修复旧射圃被民所侵用部分场地，创建观德亭于其中。成化二年（1466），师生嫌其远，习射不便，知府岳正斥地移建于迎仙门（南门）之右。弘治四年（1491），知府王弼迁孤老院于西门外，以其地为新射圃，而以旧射圃付予县学。其后，时有权势欲谋取旧射圃之地与新射圃隙地，知府陈效分别建号房（宿舍）、军器局于其内，妙塞贪人之欲。
值得一提的是，宋知军何偁、姚康朝创建贡院之举。宋代每三岁诏各郡举进士，兴化军因未设贡院，先是就试于学宫，后因其所褊隘，遂移至行衙（即转运使行部廨舍）。后因士子益众，以至分为两场就试。绍兴十年（1140），又迁移至南山广化寺，历十二举。因距城较远，公私皆感不便。乾道七年（1171），知军何偁始议改创贡院，移行衙军院于郡治之东侧，斥其地而经营之，未成。淳熙二年（1175），知军姚康朝来守，以平易为政，人吏和洽。越明年，三邑之士相与来告曰：“此邦蒙侯之德，年登盗息，闾里晏然，无一事可慁（打扰，惊动）侯者。惟是近岁，群试于有司，殆（近）余六千人，迄未有定所，是为阙典（缺失典范）”。姚守瞿然起曰：“抑吾志也，且举役而为邦人劝，其（岂）可后乎？”适逢通守赵善仁继至，乐赞其事。于是利用转运使行署旧址开拓扩大，广290尺多，深三之（一）。择请佛门能人分掌其役。立重门，建厅事，跨以复廊室，从而周度可容万人。厅事之后为两堂，以接待主考官。中门之外分二廨，为弥封、誊录之处。凡为屋306楹，规模伟甚，轮奂一新，山川为之改观，远近观者，莫不咨嗟叹异，以为吾里之创见盛事也。如此巨大工程，仅三个月告成。
邑人名臣陈俊卿撰《宋兴化军贡院记》，高度评价姚知军的功德及其远见卓识。指出：贡院乃国家以科举网罗英俊之所。姚知军以华庑（廊屋）广厦，使举子安辞定气，发舒所以志其远大者；异时光显于朝，将以礼义廉耻化天下。不可不知姚侯驯致风俗之微（美好）之功。陈记称，凡事经始之难，视成之易，常情之所同。倡建贡院之初，人谓役大费广，非历岁淹时未易猝办（突然、急促兴办）。姚侯以治剧（处置繁重政务）之才，谈笑为之，曾不数月而功告毕。
陈俊卿作为南宋亲历二朝的宰臣，对官场风德政风之善劣了如指掌。他不甚感慨叹曰：“今之为政者，文书、讼狱、钱谷之余，因循玩惕（贪图安逸，虚度岁月），何暇远图？否则，台榭游观所属意（留意于玩乐）焉。姚侯是举也，士获其所，僧安其居，为此邦壮观，以垂劝后来，建一役而三物成，可谓知所先务矣。”称赞姚康朝知军是一位“知所先务”的能臣，即懂得重教兴学，以育贤化民为首要政务。
值得一提的是，陈俊卿的碑记，由时任参知政事的邑人龚茂良，与状元出身、后为宰相的邑人郑侨篆额。三相一碑，亦可谓莆郡教育史之盛事与佳话也。 （未完待续） （阮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