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疏理莆郡太守精英重教兴学事迹，遍读所见史志人物传记、校志和学记，强烈感到莆阳大地重教兴学风气之盛大，影响之深远，犹如一股富含养份的巨流，源源不断地滋润文献名邦的发育成长。
一曰：郡官加意。
郡长佐官，因其居于权力要位，对一地兴学具有主导作用。事实表明，凡是郡佐重视风教，加意学校，视兴学育才为己任，就能排除种种困难，成就兴学育贤善举。
郡志载，南宋知军赵彥励，“始自下车，修明学政”；知军吴炎，“为政先教化，崇礼逊宾，兴贤能”；知军姚康朝，顺从三邑民意，一鼓作气，三个月建成三百零六楹的贡院，一举解决十数年来，六千余士子科试无定所之弊，被誉为“建一役而三物成”的“创见盛事”。元代兴化路总管乌古孙泽，任上“尤留意学校”；同知廉大悲奴“尤加意学校”，“视学校如家，区划措置，俱出人表”。
属县长官也是如此。明代莆田县知县任益，“凡所当务，孜孜为之，而崇儒重道，聿新庙学，又其第一义”；南宋仙游知县蔡次传，来知县事，“市为政先后，首兴学校，作士气，增学廪，劝农桑，各得其道，民深怀之”；宋兴化县知县黄逸，“尤崇尚学校，建议道堂”，“邑人郑侨以文章魁天下，乃其所造就云”；明代兴化县知县吴旭，“尤敦学校之教，不踰年而化行政举”；甚至如宋代仙游县尉段全，“下车以兴学为首务”，迁学建庙，扶植风教，作兴士类，如此等等，无不是知本重教，以兴学为先务的贤臣良吏。
元代初年（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新版《重刊兴化府志》为至正二十一年，误也。）兴化路儒学被学官私借予人，久借不归，遂为真有。士论籍籍，累讼于官。时郡守佐官lsquo;比事苟且，尼而不行rsquo;（类比别事，苟且搁置）。天历元年（1328），廉大悲奴来任同知，政化一新，“尤加意学校”。应郡老之请。命有司查考簿书，访询邻里，皆无异辞，遂判归学校。并加整修，新建杏坛。学官喜而相告曰：“我家旧物，他人是庐，遂致四十余不决；我侯一言，即复其旧，而且庙学俱修，教养靡阙。侯有功于学大矣。”《兴化路复教授厅记》称“（廉）侯视学校如家，区画措置，俱出人意表。又敬爱士子，菁莪乐育（语出《诗经·小雅·菁菁者莪》小序，乐于育材之意）。每举堂试，中隽（科被录取）者优崇之。”称赞廉侯“能为难能之事，必能致难能之功。”
二曰：上司督促。
从郡志记载看，兴化郡守中重视风教、热心兴学者，毕竟只是少数精英；苟且职事，忽视办学者却非少数。亦有一些虽有兴学之心，却乏成事之才，而一事无成。对于后者，上司的督促推动甚为重要。
元至正十二年（1352），福建路宪臣田九嘉偕二朵公莅莆视学。对学校神位失序（先师与先圣并坐），堂陛不伦（堂高陛低），戟数不备（仅用其半）、灵星门不作等非礼非古，即不合庙学规制做法，要求“厘而正之”，谓郡侯、判官乃麻歹曰：“子，前进士也，其为之，勿让。”郡侯承命一一纠正之。
明代宣德七年（1432），福建按察司佥事鲁穆莅莆视学。鲁公“夙以兴学校为心”，知府陈敬率诸生恳辞白之。鲁穆戒谕郡邑曰：“吾圣人之教，犹水之在地中，无往而不在。兹殿堂门庑倾圮，岂得坐视而弗加之意耶？”郡府应命重修。因顾虑工役广大，成之不易，多数项目尚未经始。明年 ，监察御史杨政、黄振、参议李珏相继到莆视察。视庙学修葺将半而未完，乃谓郡守曰：“功将成而中辍可乎？”遂召集莆老陈得普等捐资助建，完成尊经阁，明伦堂和诸生斋舍的修建工程，庙学为之焕然一新。弘治六年（1493），仙游县学明伦堂因大风损坏严重。巡按御史陆完、按察副使韩绍宗等行部至仙，视学坏甚，理宜改作。乃令知府王弼计度财用。王守留意惠民善事，遂发库银全面修建，八个月功成，“堂堂气象，称于巨邑”。以上修缮工作，无不是上司督促推动的成果。 （未完待续） （阮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