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曰：教职尽责。
众多教职，居其位，谋其政，虽为冷官，热心兴学，贡献甚大。
南宋兴化军学教授徐士龙，目睹校舍“腐蠧漫漶，摧压略尽”，上任之始，“慨然欲改作”。向上官报告受损现状，获得大笔资金，仅半年完成改建工程，“凡庙学之制，细大毕具”，又设县学于孔庙之东，为屋凡四百八十间，不但制度雄伟，规划有理，雄冠一时。
元代郡学历次修建，均是教授动议促成的。元贞初年，军学孔庙摇摇欲坠，教授曹志曰：“斯庙不治见（将）坏，岂上之人宣明教化之意？责不任，孰诿？”末句意思是，自己不负起责任，推诿给谁呢？于是自告奋勇，相继向上司、郡官申请整修，得到认可后，克服经费困难，量力营度，末及一年告成。大约十年后，新任教授宋眉年，亟议重盖道化堂，得到上下各方支持，半年告成，并自撰《兴化路重修儒学道化堂记》。
这是一篇与众不同，值得回味的碑记。宋教授自叹身为教职，理应以教为所当急之务；名利并非学校之宗旨，而应宽缓恬淡待之。却为何汲汲于土木之兴废（指改建工程）？尖锐指出，其因在于“今之从政者无大小，所至惟视造创毁坏为殿最（视大拆大建为政绩大小），“舍本就末，失所先后，不特学校然（不只学校这样）”。强烈抨击官场上下舍本逐末，热衷土木创毁，忽视兴教助学的风气。由此可见，重教兴学虽是先贤奉为“王道”，并成为一个传统。然并不为所有执政者所实行，舍本就末者不乏其人。故而迫使一些以教学为本职人员，不得不出手从事区区土木，维修学舍,以尽其责。这种尽责，既是教职人员对兴学的赤诚表现，同时亦是教职人员“教非所教，学非所学”，以至“为之教学者，亦不自知所职可事”,这种教学职事的严重错位。宋教授为之悲叹再三。认为那些欲借土木为市及作为要誉之资（即贪贿、盗誉）者，更是令人不可思议。
四曰：社会扶助。
莆郡风俗，“以读书为故业”，有齐鲁遗风。“比屋业儒，号衣冠盛处”。故历代兴学善事，始终得到社会各方的扶助。北宋创建兴化军学，就是由儒生方仪、陈诩及邑人输钱三十万起步的。史志关于社会民众捐资兴学的记载不少。
南宋绍兴九年（1139），仙游县学为邻侵用，严重损坏。家居老臣陈可大（曾任广东、潮洲府学教授、肇庆知府等职），“率士人出家资以鼎新之”，并以余款购置学田三十五亩，年租二十一石，以供养学事。元大德五年（1301），兴化路儒学教授宋眉年，主持重修道化堂。“士辍衣食余来助不足”。部使者周重臣，至是亦以禄助。郡将、僚掾，视禄等差，间亦有助。“声应气从，俱若有以使之”。大德十一年（1307），兴化路修涵江书院，“郡侯吕君政捐俸为倡，贤士大夫与诸生翕从乐助”。
明宣德八年（1433），兴化府重修儒学，工程甚巨，修葺将半而未就。省官招集莆老陈得普等谕之曰：“若（尔）等咸（全）有子弟游歌于学，可不知所以重本者乎？宜可捐资，以助成厥（其）美。”众人欣然从命，题款者二百二十人，得钱三千，緍一万三千有奇。于是，尊经阁、明伦堂、诸生斋舍，得以次第完葺。弘治十五年（1502），知府陈效重修莆田县学，除府县筹划银二百九十两外，莆邑义士曾崇贤，尝捐银五百两，置租二百五十石以供郡县学费，至此稽其租入，得银四十二两。陈守委崇贤监护工役。
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莆田县庙学俱敝，教谕程凤仪言状于提学佥事任彥常。任曰：“是官无钱所出。”乃下郡县区划。知府丁镛闻之，先捐赀为士民倡，而邑人亦多持镪以来。建成大成殿、两庑和戟门。
以上所载，虽非全貌，亦足以窥视社会各方兴学助教的热情及其功效。
以上四方面的力量，汇合成莆郡重教兴学的巨流。虽有曲折迂回，亦有逆流，但终不可阻遏，澎湃前行，推动莆阳文教的兴旺发展。 （续完）（阮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