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郡太守培育郡境淳美风俗，十分重视树立风标，发挥乡贤先烈的风范作用。对境内一些奉祀有德于民的功臣志士祠庙，力加维护，借以激励风俗。
庙祀是古代传统的一大礼俗。凡有功于国家者，或有惠于生民者，或先儒行检有足以激励风俗者，昔人皆立庙祀之。李宏、钱四娘、林从世、僧涅槃、智日，是创建木兰陂的功臣。莆人感其大德，相与立祠陂上以崇报祀。宋宣和初，兴化军太守詹时升拨官租供养，殊赏李宏之功，并特署其祠曰：“李长者庙”。后人又奉祀钱四娘、林从世等于庙内。淳祐间，改建为前后二座，前祀长者，后祀钱氏。知军赵与湮奏请朝廷赐额，从其请总赐额“协应庙”。后又封长者惠济侯，钱氏惠烈协顺夫人，岁时郡官僚属莅祭。元代延祐间，兴化路总管张仲仪，从李宏裔孙之请，将协应庙东侧的见思亭改建为新庙，以祀李长者，而以旧庙祀钱氏。至顺初年，兴化路同知廉大悲奴拜谒祠下，见庙堂狭窄，僚属拜跪无所，慨然叹曰：“长者惠斯民宏矣，而祠是，可乎？”亟与达鲁花赤商议改创祠庙之事，决定拨赡陂田租收入，聚财鸠工，拓而大之，修饰一新。主祀李长者，配以妙应、智日二僧，林从世、黎畛（莆邑主簿，壮钱氏志节，叹而暴卒）二君。钱庙亦饰旧而新。
对李长者和钱氏庙的请额修饰，旨在弘扬木兰陂功臣们舍己为人、惠泽生民的高风亮节。唐代长官吴兴，埭海为田，为民兴利而以身殉之，郡人立吴公庙祀之。宋大观间，兴化知军詹丕远奏以有功在民，赐额“孚应”。南宋太守陆涣，奏封吴兴为“义勇侯”，倡导见义勇为气节。
莆郡文教兴盛，人物英英，建勋业于当时，流声光于后世，后先相望，其学行风操，百世可仰，无疑是引领风俗之典型。因而，为莅任太守所重，视之为淳化风俗之富贵资源。正如南宋名臣王迈《兴化军修学增廪记》曰：“思莆吾邦，为元老大臣，则有若正献陈公（陈俊卿）、正简叶公（叶顒）、庄敏龚公（龚茂良），相业光明，宗社嘉頼；为耆师巨儒，则有若艾轩林公（林光朝），湘乡（郑厚）、夹漈（郑樵）二公，与近世复斋陈公（陈宓）；或勋业不竟，或肥遯自高，或急流勇退，皆得以并祠学宫，清风凛凛，百世可仰。”尽力扶持，发挥其风励作用。
林光朝是南宋著名大儒，素有“南夫子”之誉，官至国子祭酒，中书舍人兼侍讲等职。其学通六经，旁贯百氏。开门教授，学者数百人，取巍科、登显仕甚众；其为人以身为律，以道德为权舆（起始），不专习词章为进取计；其出入起居、语默问对，无非率礼蹈义，士者化之，对莆田的士风影响甚大。光朝殁后，人思其矩范，阖郡之士到郡庭进见郡守林元仲，曰：“莆虽小垒，儒风特盛。自绍兴以来四五十年，士知洛学（理学），而以行义修饬闻于乡里者，艾轩先生（林光朝号艾轩）作成之也。”恳请设立祠宫春秋二祭，“以慰邦人之慕，而垂后来之劝”。林太守莅莆，政尚严明，以厚风俗、敦教化为本，喜曰：“言会于心，其（岂）可后乎？古所谓乡先生殁而可祭于社者，非斯人其谁？”乃择城南隙地，为屋十六楹，丹臒（红漆）一新，像貌焕然。太守崇德尚贤，闻者兴起。明年二月，太守亲率诸生敬祭祠下，一郡之人莫不奔走瞻敬。
据史志记载，郡学设有“乡贤祠”，合祀林攒、林蕴、林藻、方仪、蔡襄、林冲之、林郁、叶顒、郑厚、郑樵、陈俊卿、龚茂良、林光朝、刘夙、刘朔、郑侨，凡一十六人，皆绘像于两庑。绍兴中，教授徐士龙改扩建郡学，建“名贤堂”，专祀林攒、蔡襄二人。后改作“三贤堂”，增祀陈俊卿。元至顺间，同知廉大悲奴改为“尚贤堂”，后复改为“乡贤祠”，增祀林蕴等。明代宣德至成化间，合祀乡贤激增，相继增至六十三人、七十五人、八十一人，弘治时所设神主达百许人之众，为有识者所诟病。邑人、礼部主事宋端仪常念及此，特作《乡贤考证》，提出去取之宜，以告当道君子。认为：“表异其尤数公，以为后学景仰足矣，不必如是之多也。”兴化知府潘本愚尝欲改建，未卒功而去。知府岳正来守之初，特向老臣彭韶资询政俗，彭氏致书岳守，指出：自古为政者，未始不以教化为急。凡名公所至，皆以表彰先贤为务。莆郡学后，旧有乡贤堂以祀先进，所祀之人颇失之泛，不足以励后学。故莆虽号为文献之邦，然节义日衰，难以救药。认为：莆中先进之文章节义、政事功业，无出蔡君谟、陈俊卿、林光朝、陈宓、李富五人。名位虽或不同，然为千载殊绝人物则一。宜别立祠宇，使邦之人士以时祀之。搜访各家遗集置诸祠中，庶后人有所矜式（尊重效法），以挽回古风。岳守任上，先后迁建林攒孝子祠和陈氏二相祠（祀陈俊卿，陈文龙），知府蒋云汉重建蔡襄祠，知府王弼后改建前后二堂并两廊外门，又赎田六十余亩、水池二口，以供祀事。
据《兴化府志·群祀志》与《闽书·建置志》莆郡境内还有不少旨在表彰名臣、英烈、师儒的祠堂，如祀南湖三先生郑露、郑庄、郑淑的三先生祠堂，御史黄滔祠堂、林氏九牧祠堂、叶（顒）丞相祠堂、刘后村祠堂、林氏忠义祠，以及柯潜、翁世资、陈俊、彭韶、林俊、陈茂烈、黄巩、黄仲昭、林云同、郭应聘等人的祠堂，对于引导良好士风，培育淳美风俗，无疑都是令人仰止的风标。同时邀请名贤老臣题记，深化意义，扩大影响。 （阮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