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坊，是古代用以表彰科第、功德与忠孝节义的纪念性建筑物。因其集雕刻绘画、匾联书法为一体，具有景观性，成为古代文化一大标志。牌坊始于宋代，明清时期广泛运用，旌表功德，流芳百世。因此，亦是莆郡太守树立风标，激励民俗的常用手段。
据周瑛《兴化府志·户纪（里图考）》记载，至成书之时（明弘治中），兴化府境内计有各种牌坊三百座（莆田县二百六十一座），仅东厢有坊三十八座；右厢三十五座。东厢石幢街有坊二十座，后埭街十三座。右厢南门井亭街有坊十一座，南门内横街有坊十二座。即使非城区的莆田里、连江里（二地均属今天下荔城区黄石镇），亦分别有二十三座、十九座牌坊，真可谓牌坊林立矣。
这些牌坊，以表彰科第成就、名臣功德的居多，以及忠孝节义之士，旨在倡导向学仕进民俗，安民济世风绩，与封建伦理道德，具有引领风俗的积极意义，即使一些属于地点标志的的牌坊，亦往往寓以培育美俗之意。当然，亦是郡官化民成俗政绩的形象体现。
据史志记载，宋代牌坊约有三十多座。表彰科第的有：分别为殿试第一人黄公度、徐铎、郑侨、陈文龙，特科第一人方镐，特奏名王声叔立的“状元坊”；为特奏名第一人林洵美立的“特魁坊”；为两优释褐林自立的“释褐状元坊”；为黄艾、陈睦、李宗师分别立的“亚魁坊”；为省试第一人叶大有立的“尚贤坊”、“省元坊”；为会试第二人方天若立的“采衣坊”等。
表彰名臣、耆老、名人的牌坊有：为少师、魏国公陈俊卿立的“简肃坊”，为首席参政龚茂良立的“宰政坊”，为秘书少监陈靖特赠尚书左仆射立的“仆射坊”，为侍郎陈谠立的“耆德坊”，为礼部侍郎宋棐立的“侍郎坊”，为布衣郑樵被召而立的“特起坊”，为陈士楚立的“侍讲坊”，为蔡襄立的“忠惠坊”，为林光朝立的“师儒坊”，为湘乡知县郑厚立的“名贤坊”，为著作郎陈绛立的“贤良坊”，为唐四门助教欧阳詹立的“崇教坊”，为陈俊卿、蔡襄、林光朝立的“三贤坊”，为长官方廷范诸子高第、高官立的“朱紫坊”等。
表彰忠孝节义的牌坊有：为抗金名将、都总管兵马铃辖陈淬父子立的“忠孝坊”；为宋举人柳昭度妻翁氏立的“孝义坊”；旌表孝子郭义重的“孝子坊”，以及“立义坊”、“镇雅坊”（原名“廉耻坊”）、“五劝坊”（漳州太守许长卿来摄郡事，以其父太常卿遵作《五劝》文曰“孝义、务学、谨身、勤力、蓄积”，立碑谯楼门，因以坊名。
此外，在城区官署庙学、街市要冲等地，建立标志性牌坊。如在县前（今县巷）立的“善俗坊”；在衙前立的“通远坊”（旧名“安业坊”）；在惠民药局立的“惠民坊”；在贡院立的“擢秀坊”、“兴贤坊”；在军学立的“登云坊”（旧名“育才坊”）、“成德坊”；在市左鱼行立的“隆礼坊”（旧名“不欺坊”），以及立于出城通道要冲的“朝天坊”、“万安坊”等。其坊名无不体现郡府长官引领风俗的一种期待。如史志称“善俗坊”就是“宋朝以莆田善俗而作”，既含有成就感、自豪感，更寄以激扬善俗之厚望。南宋知军赵彦励莅莆三载，拳拳于安民济世，政平讼理，“善最彻于天听（德才称职为帝王所知）”。在赈灾减负、兴修水利的同时，兴学重教，一共树立各种牌坊十三座，以激励风俗，被誉为“知本”的循良吏。 （阮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