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莆郡太守，更加喜爱并广泛运用牌坊这一形式，表彰贤哲，宣扬节义，树立风标，醇化风俗。牌坊名目，大致沿袭宋代所表彰的科第、贤哲、名臣、节义等类，数量则成倍增加，并具有新时代的特征。
一是科第牌坊激增。除登进士第外，还为乡试举人立坊，几乎成为常例。弘治五年（1492），知府王弼为庚戌科（弘治三年）进士方良永等七人立“进士坊”；永乐元年（1403），通判孙旼为廷试第一人林环立“状元坊”；景泰三年（1452），刑部尚书薛希琏为廷试第一人柯潜立“状元坊”；永乐十五年（1417），通判董彬为探花黄旸立“亚魁坊”；成化八年（1472），知府潘琴为进士李仁杰立“探花坊”；宣德六年（1431），知府陈敬为庚戌科廷试第三人林文立“探花坊”；弘治六年（1493），同知朱海为成化丁未科登进士第黄穆等九人立“九德坊”；为历科乡试第一名立的“解元坊”达十座之多。多位知府为历科乡试中举者立坊，取名“汇英”、“共臣”、“汇进”、“联壁”、“多隽”、“秉德”、“麟凤”、“鸣盛”、“集英”等。景泰四年（1453），知府张澜为景泰癸酉科乡试举举人许评等四十六人立“聚奎坊”；成化二年（1466），知府岳正为乙酉科举人吴仲珠等三十六人立“同升坊”。
与此同时，表彰家族成员联袂相踵登第的牌坊，也与日俱增。如成化四年（1468），岳正为方鼎（永乐乙未进士），侄方朝宗（天顺丁丑进士），并朝宗父方鸾封主事立“世荣坊”；弘治十四年（1501），为丁丑科进士吴绎思暨侄吴世腾（戊戌进士）立“金榜联芳坊”，成化二年（1466），为员外郎林英，及其子林辉（甲辰进士）、孙林成（甲申进士）立“三世登瀛坊”；景泰二年（1451），知府张澜为应天府乡试第一人黄寿生，与孙黄深（福建乡试第二人）立“世魁坊”；成化十六年（1480），知府刘澄为永乐庚子科乡试第一人吴观，塈堂侄吴稜（成化庚子科第一人）立“解元接武坊”；成化十五年（1479），为侍讲陈音及其弟陈员领乡荐，陈音子陈举、陈华同登乡第，立“奎璧联辉坊”；弘治十二年（1499），知府陈效为洪武乙卯科叶保、庚子科叶琪、进士叶峦、成化乙酉科叶棘立“四世青云坊”；成化间，为举人林光甫暨兄英甫立“棣萼联辉坊”等。这些牌坊，见证宋以来莆人以读书为故业风俗的延续与发展，出现文教兴盛、人材彬彬辈出的新局面。岳正在莆三年间，相继立坊十四座，知府王弼立“承流坊”等十八座，足见二位太守表彰先进，激励风俗的热情与厚望，当然，亦是体现其政绩的一个标志。
二是名臣牌坊涌现。仅部堂一级的重臣就有：成化三年（1467），知府岳正为户部侍郎陈俊立“常伯坊”；成化八年（1472），知府潘琴为右副都御史翁世资立“都宪坊”；成化二十二年(1476)，知府丁镛为湖广布政使严淦立“方伯坊”；弘治十五年（1429），为佥都御史林俊立“都宪坊”；弘治元年（1488），为刑部右侍郎（后为刑部尚书）彭韶立“大司冠坊”；弘治八年（1495），知府王弼为国子祭酒郑纪立“大司成坊”。
对一些官品虽然不高，但有声名的官员亦有立坊。如御史之“豸绣坊”、“峨豸坊”、“绣衣坊”、“豸虫坊”（御史穿獬豸补服）；翰林之“步玉坊”、“登瀛坊”、“太史坊”；知府之“州伯坊”；教谕之“步蟾坊”等。
还有不少表彰家族成员先后或同时出仕做官的牌坊。正统十五年（1450），为时任户部郎中（官至户部尚书）的翁世资，兄翁世用（官终贵州参议）立“联芳坊”；成化二年（1466），为黄氏教授黄宦，与子御史黄谨、孙立事黄绎立“三世青云坊”；成化十年（1474），为黄氏礼部郎中黄庆、翰林检讨黄寿生、知县黄子嘉、御史黄深、评事黄仲昭立“济美坊”；弘治三年（1490），知府丁镛为知县戴原性，与其孙袁州通判戴惟清立“世牧坊”；弘治九年（1496），为宋氏助教宋汝勤、提学佥事宋端仪、解元宋元翰立“三世青云坊”；弘治十年（1497），为林氏翰林修撰林环、与子教谕林继，孙教谕林偃、助教林伋，曾孙教谕林禋立“世科坊”；弘治十三年（1500），知府陈效为南雄府同知陈钟，暨其伯通判陈瓒，叔郎中陈懋源、弟进士陈伯献立“青云接武坊”（接武为人事相接意）等。此类家族盛事，因人事跨度较大，故多由御史立坊。
此外，还有为致仕老臣荣归立坊。如景泰元年（1450），知府张澜为致仕员外郎陈中、行人方澥，按察使林坦等八人立“耆英坊”；成化三年（1467），知府岳正为致仕翰林学士林文、行人方澥、员外郎林津、通判方熙、知县黄子嘉立“诸老坊”；成化二十二年（1486），知府丁镛为致仕知县郑儒，及其叔知府郑述立“昼锦联芳坊”等。
此上各类名臣牌坊，见证明代人才之盛，正如名臣、史家黄仲昭，谈及百年来更定学校科举之制，作新人才的成就时所论，曰“莆之歌《鹿呜》而升春官（指礼部会试）者，日以益盛。有祖、父、子、兄、弟相继者，有父子、叔侄、兄弟同升者。合八郡解额（乡试中举名额），吾莆恒得三之一。比年以来，位六卿（六部长官）、列禁从（帝王侍从）、长藩臬（布政使、按察使）者，接踵而起。人才之盛，盖几于宋矣。而凡中外臣工，有以清修端谨、奇伟磊落名天下者，往往多莆人也。”（《皇明兴化府乡贡进士题名记》）更值得回味的是，他语重心长地寄语碑记题名进士们，皆当为莆自重，使他日论人才之美者，必先吾莆；称风俗之淳者，亦必光吾莆，无愧于号天下曰lsquo;邹鲁rsquo;，不辜负师儒立碑，借以表著风励之意。道出莆守精英立科第、贤臣牌坊，激励风俗之深意厚望。贤太守岳正莅莆主政后，于荔城井头街特立“多贤坊”，既是赞誉莆田之多贤，亦是借以引领凝聚美俗之举。
三是旌表节义牌坊增多。
汉以来，独尊儒教，历朝提倡儒家的忠孝节义礼教，形成以仁爱为核心的社会人伦关系准则，维持社会正常秩序。对表现突出的义士、节妇、孝子，由官府立坊赐额表彰，引导风俗。宋元明莆郡有多名义士、节妇，由郡县奉旨立坊旌表。
早在唐时，在乌石山前为孝友林希刘立“孝友坊”；元代为南宋抗金名将陈淬及其子仲刚立“忠孝坊”；宋绍兴十三年（1143）旌表孝子郭义重立“孝子坊”。元至正间，又旌表郭义重之孙郭道卿、郭廷伟。明景泰四年（1453），参政李顒重立之。南宋莆田举人柳昭度赴会试卒于外地。其妻翁氏守志事舅姑以孝闻，教二子皆登第。莆郡以至行闻于朝，表其坊曰：“孝义”。绍熙二年（1191），太守赵彦励重立之。据史志记载，明代奉敕旨为节妇立的“贞节坊”有十三座。明代知府王弼，还屡次制作板榜（公告牌），侑以羊酒，令各乡里老往劳深闺有妇行而不及旌表者。明天顺八年（1464），奉敕旨为义士柯文魁出米四百石账济，立“旌表义士坊”。景泰初，莆田吴起潜出谷一千石、米一百石赈济，巡按御史许士达奏闻，赐冠带。天顺初，莆田饥荒，起潜又以其父吴存道名出米四百石赈济，又奉敕旨为其立坊，曰“旌义”。饥荒之年捐米赈济，与今之救贫济困慈善行为无异也。
必须指出，古代忠、孝、节、义之类伦理道德，不可避免含有某些封建意识的糟粕，但其中具有民主性、人民性的观念，则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美德。今日广泛倡导的诸如爱国主义、执政为民、廉洁奉公、公平正义、见义勇为、尊老爱幼、救死扶伤等观念意识，无不是儒家传统文化在新时期的发展与运用。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仍然是全党党员和公务人员必须信守的行动准则，这正是今日官场之大节与大义。“仁”是儒家文化的旗帜，仁者爱也。爱仍然是今天协调人际关系、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我们反对扼杀人性的妇女丧夫孤守终身的“节妇”观念，同时蔑视放纵乱性的“淫妇”丑行。古代旌表节义的做法，总体上看是利大于弊的。 （阮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