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民成俗，官员的表率作用甚为关键。古代先贤认为：“治官为民，其要在上。”（《管子》）“上唱而民和，上动而下随”。（《淮南子》）“上”指君主，亦可释执政者，即各级官员也。莆臣周瑛《风俗志》有精辟分析，指出：“治道以风俗为本，故古人论治道，必先于风俗，然风俗本善，导之恶亦恶；风俗本恶，导之善亦善。其要以守令好尚为本，而故家大族有以分其责焉耳。何者？守令，民之师帅也；故家大族，民之观瞻也。上而守令能裁察一己之欲，使趋向一出于正；下而故家大族能奉承守令之条约，使趋向同出于止，则小民于好恶取舍，必知所抉择矣。小民于好恶取舍知所抉择，则习尚正而风俗淳矣”。这当是其长期执政之切身体会，应验老夫子所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能不正？”（《论语·颜渊》）莆守精英执政事迹表明，凡成功者，总是首先立身清正，廉洁从政，严肃吏风，而化民成俗的。
明成化朝兴化知府潘琴，“为人有志学古，端方静定，笃于自信，人撼之不动”。有人以书简言事，潘守书其缄（书函）曰：“不敢开。”竟以其简回复之，坚拒贿买请托。郡民来告里中有桥当修，潘琴检查，府库中银，内出一包与之，乃旧时变卖其里中淫祠所得，封缄如故。“民始知琴非墨吏”。为此，其任上敢于废淫祠、禁龙舟竞渡、元宵放灯等旧俗，并取得成效。
同朝知府岳正，亦是一位身正政廉的太守精英。其临政“凡可以裨官政、阜民生、美俗化者，为之惟恐或后”，“有益于俗化甚大”。被豪绅谤毁离职，壮志未酬。人们发现，“公去官未几，家计萧然，瀕于贫困，莆人始知公之操履果无所怍（惭愧）。”（黄仲昭《兴化郡守蒙康岳公祠记》）其谋画重修江口桥告成后，亲笔撰桥记，计“用银七十九两五钱五分”，精确之至，令人赞叹。
弘治朝兴化知府王弼，少时“尚义修行，有古人风”。来守任上，“刚明果断，令行禁止”，严肃吏治。凡处分狱论、徭役、科征办事，皆自制稿，令郡吏抄行，案稿不得互异。或忙遽中文书堆又叠发房，皆能记忆，吏不敢易置前后及有所隐匿，“终弼之任，吏为之贫”，一改污吏贪墨恶习。隶卒只许行杖，不得夤缘求差，凡有所拘唤，与立“三限法”，民亦不敢不任，故数年来，隶卒不下乡而民不扰。民不得售其奸，或有暴横乡里者与习学赌博者，皆穷治之，田里用是戢穆。又立八条约，与民更始，取得成效，出现“四境之内，强者不得肆，弱者得自安”的局面，为民所拥戴。充分表明官风引领民俗，官风正、风俗淳的道理。
这里还要提及几位居莆老臣们移风易俗的表率作用。仙游县籍翰林学士郑纪，早年辞官归山侍养，热情倡议在仙游县学建立乡贤祠，并亲自确定奉祀蔡襄、叶顒等三十七位名贤，表彰先进，激励后学，以兴风教。对于日益风行的九鲤湖祷梦风俗，郑纪特作《仙梦辩》，旗帜鲜明地否定仙梦的灵验，指出其间十常有八是属于“附会迁就，以助其灵者”，并试对人的生梦现象，作出近乎现代生理科学的解释，显示其超俗见识与破除陋习的勇气。升任户部右侍郎后，告假归乡祭祖。见莆郡礼俗，人心不古，竞斗奢侈，心暗悯之。致政还里后，自感作为国家臣子，不问居官去位，皆不得不任其责。他针对奢华之俗，特著《归田咨目》十条，以身作则，破旧习，立新风。涉及迎送往复之礼，本家留客，新朋往来，庆祭乡饮，乡邦吉礼、冠婚丧祭，以及书信、作文、赋诗等，一一作出规定，具体可行，既不违世人之常情，又痛改虚应奢华之陋习。如迎送往复之礼，针对大家族“留饮则五凤单面，馈送则羊酒盘盒”，或竞斗奢侈，或预投物饵，既坏礼俗，又伤名节。规定：到家之日，诸亲友系本房儿女亲家，贺礼四事，余亲只二事，乡里近者只果酌以叙乡情而已。对本家留客，规定鲜咸鱼肉不过三味，蔬菜不拘，果品因家中所有，不粘叠高耸；酒不过五行七行而止，饮量以杯爵大小为度，不掷色高歌，日饮抵暮，乱性败度。其用意如序文所言：“以自警束，以训子孙，以告（诫）乡人。非敢任移风易俗之责，但不欲助其纵侈耳！”表明其革旧习、树新风之志，与严于自律的精神。郑又作《义聚家范》、《增修乡约》，倡导主仁恩、行礼制，对家范、乡约加以规范，为官府所推行。无独有偶，莆田县籍刑部尚书林俊致仕归里后，亦作《联桂族范》与《家范》，倡行“气必正，心必厚，事必公，用必俭，学必勤，动必端，言必谨”之风，以共绵诗礼、仁厚、忠孝之泽。
宋代名臣陈宓，家有“仰止堂”，原为朱熹来访父陈俊卿之寓馆，后揭“仰止”之名，以寓高山景行之敬。并与友人每旬聚会其间，共讲《四书》。陈宓取圣贤格言为训，博文约礼，克己复礼，订立《仰止堂乡约》，曰辩志、致知、正心、修身、处事等六则，提出德行相规、事业相勉、过失相规、礼俗相接，要求立约者各自进修，互相规劝，每月督查。历四五十年不断，参与者最多至十五人，为乡邦约礼雅俗作出表率。明代莆籍广东揭阳县令徐资用，永乐中进焉，博洽有才，举动端谨，兴学训士，有良吏声。因疾辞归后，与弟资茹讲行礼学，以肃家教，乡人称为“二徐”。
老臣们勇于破旧立新，严于自律，带动本家族家风习俗的改造，进而推动乡邑移风易俗，正是儒家“修身、治家、平天下”政治模式的忠实践行者，体现士族精英知行合一的学风，对郡邑移风易俗，革弊立新，起了独特的风标作用。 （阮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