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朱维干，号铁苍，字柏青，1893年生于莆田黄石镇金山村，1991年于福州驾鹤西归。朱老生前是兴化大地现当代最有学问的著名学者，是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学家、研究生导师，福建地方史专家。从教、治史长达70个春秋，道德文章，人所共仰，献身教育，甘为“人梯”，是我省一位年高德劭、学识渊博，教育、治史均成名的世纪老人。朱老早年拥护革命，追求真理，不顾个人安危，多方掩护和资助中共福建地下党之革命活动，并全力接济烈士亲属，收养烈士遗孤，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解放后是始终和党同舟共济、肝胆相照的民主人士。朱老年逼百岁之际，仍深怀老骥之志，总是手不释卷，笔耕不断，撰写了80余万字的我国第一部体系完备之福建省地方史专著《福建史稿》上、下册，付梓问世，成为有志地方史研究的学者置于案头随时备用的典籍之一，起到启迪和借鉴。真有“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铁骨精神。
朱老幼年就读于莆田砺青小学，兴郡中学（今莆田一中）。1917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堂，1919年被当时的政府选送到香港大学深造，专攻教育学，四年后获学士学位，从此开始粉笔生涯，1923年即受聘于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正在创办的厦门大学教育系，任教师兼副校部主任。随之朱老的足迹遍及闽、沪、浙、湘、桂五省、市，几乎不间断地在厦门大学、福建外国语专科学校、福州协和大学、上海劳动大学、福建省师范专科学校、福建师范学院（今福建师范大学)等六院校及莆田第十中学（今莆一中）、省立莆田第四师范学校、莆田涵江中学、莆田哲理中学、莆田砺青中学、莆田中山中学、上海立达中学、尚文高中、杭州高中、福建龙溪高中（今漳州一中）、长沙高中、南宁高中、莆田圣路加高级助产护士学校、莆田博文职业学校等十四所中等学校，任过中学教师、教务主任、高中部主任、代校长、校长及讲师、教授、研究生导师。所教以史学为主，还教过英语、国文、地理、哲学等。朱老毕生俭朴，不抽烟、不打牌，长期在外工作，从不带家眷，总是租屋而居，从不在城里购房，从城关到金山，25华里路，当时并无通车，他既不坐轿，也不骑马，行走于崎岖不平的黄土路上，一心以育人为己任。1943年，为了方便农家子女能就地入学，以提高农村的文化水平，朱老领头倾资在家乡创办了金山小学，后又联络涵江、黄石、梧塘等地热心教育人士，分别在梧塘、黄石两地同时办起博文职业学校，被公推为首任总校校长。在乡镇、村办为农村服务的学校，当时在莆田历史上是前所未见，可称是独树一帜。朱老一向热爱学生，爱憎分明，直言不讳，他把教学授课摆在第一位，又坚持因材施教，对学生自行个别指导，以提高其读书、研究与工作的能力，他跟随学生下中学实习，认真听学生的试教，至今留有许多听课笔记，到耄耋之年，还亲自登台为福建史硕士研究生讲授专业课，言传身教，硕果累累，桃李满天下，为学生所敬仰，他的劳绩、品德、著述赞声饮誉学界，学生尊朱老为“铁师”，为人师表、风范永存。
朱老是个对革命富有爱国正义感的学者，在整整一个世纪中，作为老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以自身的实际行动谱写下无愧于党和祖国的历史。朱老生于农村，自小耳濡目染抗元英雄陈文龙、陈瓒等的故事，深受英雄形象熏染。8岁入城上学，听闻老师讲明末痛史及满清朝廷腐败之事，读反抗清廷的文章。升入兴郡中学后，竟敢在作文中表露反清之言论，受到扣分、呵责，却仍不退却。慈禧、光绪病死，校方率领教师及部分高年段学生哭拜于灵前，他却不以为然，认为是虚伪之极。到北京高师大学堂后，正当“五四”运动前夕，民主革新的新思潮给他很大的影响。他参加了当时北京八院校学生反对军阀签订卖国密约的示威大游行。到了香港大学之后，还经常为莆田的《奋斗报》撰写颇具革命性的论文。
在革命道路上，朱老的真正领路人是陈国柱。1923年，朱老到厦大任教，即与时在厦大读书的左派学生领袖陈国柱结成挚友。陈国柱后更名廖华。1926年，受中共中央委派回莆田家乡从事建党工作，任中共临时省委常委，当年即在他任教的莆田哲理中学创建了闽中第一个中共党组织，朱老遂成为他的重要合作者。同一时期，朱老又同陈的孪生大哥陈国桢结拜为兄弟，陈国桢于1928年任中共厦门地下党军事负责人时，在陶铸领导下组织了著名的“厦门劫狱”事件，后被国民党通缉转赴新马，加入马共。1946年回省，继续从事革命工作，把妻女委托给朱老照顾，陈要其妻认朱老为兄。陈国桢于1948年在闽南英勇牺牲。其妻改嫁，时才十一岁的烈士遗孤陈汉英交由朱老收养，直至解放后陈国柱回福建省任省政府委员兼省文教厅副厅长后，才交由陈国柱托养，后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陈汉英怀着对朱老的深情，“文革”后期，只身到师大探寻“铁苍舅舅”，几经周折，在莆田乡亲的相助下，舅甥方在师大重逢，至今两家还保持着深情的联系。 朱老在莆任教期间，把闽中地下党主要领导人林汝南看作最为器重的一位高材生，结成生死之交。林汝南成为朱老的常客，朱老毅然以特殊的身份长期掩护林汝南等许多共产党人开展地下革命活动，躲过敌人的搜捕，对革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当北伐军入莆时，朱老作为教育界的代表出席军民联欢会，会上，他同莆田第一个创建共产党组织的陈国柱等慷慨陈词，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北伐的政治主张。三十年代，朱老在莆田一家报社当主笔，而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十分不满，经常撰文揭露和抨击，引起反动派的注意，准备对朱老动手，由于形势的险峻，最终被迫辞去报社的工作。朱老不得不离家暂避，赴福州协和大学，得到校长林景润的保护，留下任教，兼校长办公室主任。但不到一个月，由于家乡反动当局的密报，省防司令部竟派出军警300多人，于拂晓包围协大，对朱老进行搜查，虽无查出证物，亦将朱老捕去，身陷囹圄。后经林景润校长带着兴化学生代表到省防司令部交涉要求立即放人，涵江名商陈澍霖亦出面营救，朱老的两个兄弟也赶往福州配合，后经多方营救，省防司令部担心怕因此事引发学潮，只好交保释放。当时正逢台风暴雨，既不能回家也不能回校，两位兄弟劝他远走高飞，即冒雨顶风奔上海寻找当时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陈国柱。在陈国柱的帮助下，先后在上海劳动大学、江湾的立达高中、尚文高中兼课，配合陈国柱开展地下革命活动，后因形势紧迫日益险恶，随黄震赴长沙另谋新路。四十年代，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变本加厉反共反人民，到处白色恐怖，莆田地下党屡遭迫害，朱老目睹社会的黑暗和腐败，尽管处境极端恶劣，但铁骨的品性不变，成为当时中共在莆的合作者之一。朱老先后同当时首任中共莆田县委书记黄经芳、第二任县委书记宋耀华、第三任代理县委书记林嵩龄等人来往密切，紧密联系，有力配合开展地下革命活动，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利用自己职业之便，积极进行科学、民主、反帝、爱国的宣传，多方掩护党的地下干部及其亲属免遭于难，及时接济生活无着的烈士亲属，收养烈士遗孤。支持子女走上革命道路，朱老之子朱旭（朱启坚）在上海读大学时参加学生运动，反对国民党的腐朽统治。1948年，他加入闽浙赣区党委城市工作部台北龙安支部，在台湾从事地下工作。1949年，他加入闽中游击队，任独立分队政治指导员，为解放莆田做出贡献（朱旭离休前任福建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省八届人大常委等职。现任福建闽台高校交流促进会会长等职）。朱老之女朱启永在厦门大学读书期间，加入中共闽西南地下党组织（即闽粤赣党委所属组织），参加厦门大学的地下斗争，1949年她回莆田，在莆田发动宣传，配合解放军和游击队解放莆田（朱启永离休前任厦门思明区第一届政协副主席、厦门市文化馆馆长等职务）。朱老长期捐助资金物品支持闽中游击队的武装斗争，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呐喊、而奋斗，成为中国共产党患难与共的挚友，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历史是人写的，人们永远不会忘却朱老一代名师的毕生业绩。2011年12月中共莆田市委党史研究室立碑认定朱维干的故居、金山交通站旧址，为“莆田市革命遗址”。这是人们缅怀名师风范，传承革命精神的一件大盛事，充分体现了党和人民政府对朱老一生追求真理、拥护革命，为国为民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作了高度的评价，将朱老一生对革命事业的贡献永远彪炳在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光辉史册上，也是对朱老的最大慰藉和纪念。（朱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