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江春霖御史至今令人敬仰，就是因为他具有忠国、惠民的高贵品德。忠于国家，表现在他敢于揭露腐败的朝政，敢于揭露皇亲国戚结党营私、贪赃枉法的罪恶；施惠于民，表现在他关心民瘼，凡是损民、劳民的事，他都敢管，如鲠骨在喉，不吐不快。他向朝廷上的奏章，都是言辞“切直”，直刺要害。本文且就他惠民一隅，略陈数事，以见一斑。
光绪二十年（1894），江春霖考中进士，先在翰林院供职。三十年（1904）补江南道监察御史。上任未久，他就四处搜集材料，于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八日（1906.8.27）上递《奏劾莆田田赋不均，请饬量为增减疏》，同时附上《请重定税则，除去杂费片》、《劾苏松太道瑞澂串同奸商运米出口片》、《劾办理新政藉公行私片》。奏章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无情地揭露地方官吏恣意摊派、妄加税赋，贪赃枉法、中饱私囊、坑害百姓的深重罪恶，也揭露中央行政部门包庇污吏，无所作为丑恶面目，提出要依律合理定税的主张。
奏章指出：朝廷下达的地丁税每年是六万一千三百余两白银，地方向朝廷上报核销的是四万二千三百余两，实际上已征收四万九千三百余两，地方官吏私自截留各项税款七千两，此其一；知县向来是借口无法完成征收数额，随意私自增加朝廷规定的田赋，把这些数额的税款摊派给柜书（旧时称筑土堰围护而成的低洼田称柜田。那些管理收取柜田税赋的吏员称柜书）。柜书借口承包亏本，就把追加的税赋向百姓勒索。豪绅富户凭自己的财势，免遭勒索。可是那些穷苦的百姓独受其害。东阳、陈桥一带农户就加收三百余两，每两还要加缴一两三钱四分四厘。城厢一带农户，每两要加缴交银元二元。即使是我的家族地处山村，愧居在士大夫行列，每两也要加缴纳银元二元，还要加收铜钱二百枚。至于那些普通的老百姓，遭到怎样的横征暴敛就无法弄清了。我在家乡的时候，有居住在广业里大洋乡的同姓，本来只交一两的，却强行追加铜钱五千。仅仅为了减免一千，费尽口舌，也无济于事，此其二；从光绪二十八年开始，每两又增收制钱（清代用的钱币）四百文，此其三；近来，为了筹建全闽铁路，又有每两加收二百文的决定。合计以前的数额，非五千文不能完成一两。老实忠厚的老百姓，怎能忍受这样的苛勒呢？今年春夏之间，县属的各乡士绅因为频频发生饥荒和瘟疫，他们联名向县府请求不要加税。可是，代理县长宁云汉却要按前任代理县长陆藻章的旧例，缴纳五钱以上的大户，每两折银元二元；缴纳五钱以下的小户，每两折纳制钱三千文。林应同兄弟出来抵制，县府却编造罪名，说他们结成党伙，制造事端，抵制征税，要治他们的罪，借此来箝制百姓的议论。林应同兄上京向都察院、步兵统领衙门控告。都察院立案不办，步兵统领衙门把控告状发回莆田，把他们兄弟押解回籍。这些官官相护的事实，已经有了铁证。为此，江御史向朝廷建议：一、要求朝廷下旨给闽浙总督，彻底查完欺瞒之事，以免接连仿效，使新政成为表面应付的事；二、选派廉洁贤能之士，确实调查这类征税不均之事，颁布征税统一标准，不再让穷苦百姓陷入困境。 (未完待续)（卢金城）